泛濫的出口加工區
8月最后一個星期，江南的暑氣尚未退去。
此間，海關總署署長于廣洲帶隊一直在江蘇調研。這不是于廣洲就任后的第一次調研，但卻是歷屆署長調研中時間最長的一次。
在江蘇調研期間，于廣洲未先與江蘇省主要領導以及職能廳局交流，而是由北京直下蘇州、無錫以及下屬縣級市、區等地，將南京海關所轄的特殊監管區、出口加工區等統統“摸了個遍”。
一位陪同調研的官員對記者說，此行江蘇數天時間內，除程序性和禮節性講話外，無論是面對地方匯報的已取得成績還是地方期待更高層協調的話題，于廣洲“始終沒有多余的話”。
而本報記者獲悉，海關總署此行江蘇內容較多，除“把好國門、做好服務、防好風險、帶好隊伍”等常規性工作外，其最大的目的在于摸底出口加工貿易區。
出口加工貿易，這個伴隨改革開放每一步的“兩頭在外”的經濟發展模式，在30多年的發展中曾對中國經濟的崛起起到過關鍵作用，但在近年來成為了中國經濟轉型中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
“當前的出口加工貿易區走到了十字路口，在經濟增長結構轉型的重任下，有聲音認為應該逐步予以取消。”接近海關的一位官員向本報記者表示。
江蘇是中國第二大貿易大省，向來被視為外貿風向標，而統轄江蘇的南京海關則在歷史上就開放型經濟走向一直頗有創新之處。
事實上，隨著國家“十二五”規劃的實施，我國外貿發展方式轉變特別是加工貿易發展走向越加受到社會各方面的關注與重視。
本報獲悉，建議逐步取消出口加工貿易區的官方聲音在2011年全國“兩會”期間響起，率先提出這一改革思路的是財政部。其原因在于，此模式帶來的稅賦正在逐漸減少、對地方經濟貢獻小、極大消耗了國家資源以及頻頻攀升的國貿順差。
不過，商務部認為，出口加工區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有效解決了中國的龐大就業勞動大軍，仍會在今后一段時間內主要支撐中國的經濟。
知情人士向本報記者表示，兩部委就爭議已分別向國務院上書各自陳述，而國務院則要求作為執行部門的海關總署給出自己的獨立意見。
這或許是從商務部副部長升任海關總署署長于廣洲此行調研江蘇的最大意義所在。而在其調研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匯報思路是：在出口加工貿易區的轉型升級中，將加工貿易引入海關的特殊監管區集中監管，此舉“使得區內加工貿易企業向內銷轉型，產業鏈成條理。”
此行江蘇期間，海關總署調研隊伍只有六七人，但分量頗重。除了總署長于廣洲親臨外，另有一名副署長以及辦公廳、加工貿易及保稅監管司等幾個核心部門的主要負責人。
由于身兼重任，海關總署在蘇期間并未做任何表態，“一直是仔細聆聽地方匯報”。
出口加工貿易區發展至今已有30年，從大力招商引資、門檻比較低的情況下開始。到“十五”期間，學界對這一模式的批評聲達到高潮，諸多外貿研究學者均有一個共識：中國的“來料加工”基本上還處于發達國家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水平。
“一方面，在產品價值鏈中，中國出口的產品處于低端，在整個國際生產收益分配格局中所得份額較低；另一方面，外貿思路仍是基于比較優勢原理產生的”，南京師范大學國貿系的一位教授向本報表示，推動外貿轉型升級是中國當下轉型期的重點。
人行南京分行的一位處長近日也在一次學術座談會上向本報記者表示，目前宏觀經濟管理中一個較高的負擔便是過高的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江蘇2010年加工貿易項下貿易實現順差669.2億美元，增長31.5%，相當于同期總體順差規模的88.9%。
2009年5月江蘇的一次省委工作會上，地方官員深切感受到了加工貿易在外部環境不穩定狀況下所顯現出來的弊端。“外商投資的加工企業訂單下降、裁員等都是大幅度的，那種感覺是在玩過山車”，蘇州的一位區長在小組討論會上說。
本報獲悉，江蘇地方在向海關總署匯報時就有人直言：做一套西服賣10000元，我們只拿100元加工費的日子不能再過了。
而記者從接近海關的人士處獲悉，加工貿易區轉型真正的壓力則是“泛濫”。自東莞在經濟特區設立中國第一個出口加工區開始，國內各地紛紛仿效，特別是地方申請時無門檻。
從相關規定看，出口加工區原則上設在經國務院批準的國家級開發區內，且同一開發區內只能設立1個出口加工區，同時要滿足加工貿易年進出口總值一般應達到1億美元以上的條件。
但這個門檻在實踐中早已被“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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