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經歷艱難的結構“再平衡”

當前，中國經濟正在經歷的“結構再平衡”可能會對短期宏觀經濟增長產生緊縮效應。

國際收支正經歷結構性“再平衡”。過去五年，經常賬戶盈余已從2007年占國內生產總值峰值的10%降至2013年的2.1%，較2012年下降0.5個百分點，為9年來的最低水平。今年一季度，經常項目順差為72億美元，較去年同期552億美元大幅收窄，較去年第四季度也大幅收窄，預計今年整體經常項目順差占GDP比重將繼續下降。

國際收支的再平衡既有主動調控的原因，更有被動調整的原因。近兩年，發達國家欲借“再工業化”重奪國際貿易競爭主導權，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以比中國更低的成本優勢，成為接納國際制造業轉移的新陣地，對中國出口形成“前堵后追”之勢,凈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弱。

首先，美日歐經濟復蘇與中國出口出現“脫鉤”跡象。2013年以來，發達經濟體經濟復蘇動能普遍增強，各國經濟相較于原有增長格局出現程度不同調整，美國制造業復蘇帶動實體經濟復蘇明顯。2011~2012年制造業平均增速達到4.3%，已超過2002~2007年平均水平4.1%，其中耐用品制造業平均增速達8%，遠遠超過2002~2007年平均水平5.7%。而隨著中國國內要素成本上漲及人民幣持續大幅升值，中國商品在美國的市場份額開始下降，2011年至2013年，我國商品在美國進口中占比累計下降2個百分點，出現“脫鉤”跡象。這一趨勢也同樣發生在中國與其他發達經濟體之間。2013年，我國產品出口到傳統發達市場占比從去年的40%左右下降至37.6%，并且這一趨勢也在今年一季度有所延續。

其次，新興經濟體貿易競爭追趕態勢進一步增強。目前，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向中國轉移的趨勢也開始放緩，越南、印度、墨西哥與東歐等國家和地區以比中國更低的成本優勢，成為接納工業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新陣地，東盟制造、印度制造、墨西哥制造開始用更加低廉的成本要素實現對中國制造的供給替代。

第三，TPP+TTIP+PSA正在改變全球貿易格局和秩序。當前，國際產業競爭與合作的態勢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美歐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議（TTIP）和多邊服務業協議（PSA）重構全球貿易規則呈現三大特點：一是零關稅；二是就業和綠色環保的談判準入條件；三是區域自貿加強。新型貿易壁壘對中國造成嚴重挑戰。除了傳統貿易救濟之外，貿易保護主義以國家援助、政府采購等形式隱蔽出現，對中國出口形成新挑戰。受多重因素影響，今年一季度中國進出口總值5.9萬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下降3.7%，出口下降6.1%。其中3月當月，出口同比下降6.6%，顯示出口面臨較大壓力。

國內投資消費結構也正經歷“再平衡”。一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繼續小幅下滑，同比名義增長17.6%，比上月降0.3個百分點，比去年年底下降2個百分點。制造業投資增速延續2012年以來的趨勢繼續小幅回落，投資增速與GDP增速之比降至2.38，過去兩年的平均值在2.55~2.69之間。代表融資需求的3月份社會融資總量同比下降18.82%，以及4月匯豐PMI初值升幅較低、仍處于收縮狀態且處于歷史同期低位，都顯示投資下行壓力依然存在。

表面上看，投資率下滑與產能周期和杠桿周期相關。從產能周期角度來看，目前中國正在消化2010~2011年大規模投資釋放的產能，且房地產、地方投融資平臺對實體經濟的擠壓持續存在，產能過剩行業已從鋼鐵、有色金屬、建材、化工、造船等傳統行業擴展到風電、光伏、碳纖維等新興產業，許多行業產能利用率不足75%，負產出缺口顯示去產能化比較緩慢，制約了新增投資的增長。

當前，越是產能過剩的行業，資本密集型行業，其資產負債率越高，尤其是在機械、造船、地產、建材、基礎化工、鋼鐵等行業負債率最高，并且這些強周期行業對資金成本上升的敏感性較大，利息支出負擔最為顯著。而如果考慮到我國企業特別是工業企業盈利能力較低這一因素（僅為全球平均利潤水平的一半），我國企業的債務負擔可能已達到全球平均水平的3~4倍，也對投資形成拖累。

而反觀消費需求，2013年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7.0%，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8896元，實際增長9.3%。2013年中國人均GDP接近7000美元，基本上屬于中等收入國家的中小水平，這意味著不可避免地進入投資-消費再平衡的發展階段。在現代發達國家中，中產階層人數眾多，如在美國、日本、歐盟等國家和地區，中產階層占全社會家庭總數的比重都在70%以上。中產階層是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是市場消費的主體，具有強勁的購買力，是消費需求持續擴大的主要來源。2001~2005年，發達國家平均消費率已達到78.3%。過去35年平均GDP的增長率是9.8%。最大的貢獻是資本積累，61%的貢獻率。資本積累與人口，特別是人口結構有關。

綜合以上分析，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無論是結構性還是周期性都存在較大的下行壓力，短期內，由于依靠傳統經濟增長模式已經無法帶來長期可持續發展，而經濟結構調整不可避免抑制總需求。因此，如何在“短期經濟增長與長期結構調整”“轉型升級與保持合理增長速度”間找到“黃金平衡點”依舊是擺在新一屆政府面前新的重大挑戰。 （文/張茉楠）

來源：中國經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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