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治霾 全國增碳”又一個“陷阱”？
“很高興來到北京，我很榮幸，看到了藍天和陽光”，oran young帶著他美國式的幽默調侃著。
的確，北京的霧霾在國際上已經不是什么新聞了，這位來自美國的氣候專家來華前，為應對北京的霧霾做了充分的準備，但是，北京卻給了他一個大大的意外。
3月22日，第四屆中國低碳發展論壇召開這天，北京的天出奇的藍！
讓oran young感到意外的還有北京的急劇上升的氣溫。三月份以來，北京溫度急劇上升，大有越過春天跑步進入夏天的趨勢。
每年都上升的平均氣溫，已經改變了中國很多地區。我國東部沿海臺風越來越多，南方不斷出現冰凍天氣、西部越來越干旱，北方也出現了罕見的降水，甚至出現了北京的“7.21”特大暴雨的悲劇……
“我們必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了，全球氣溫上升帶來的災難是不分國界的，災難面前美國人、歐洲人、日本人、中國人都是平等的”，oran young說。
事實上，對于治霾與溫室氣體減排的問題上，國內似乎并沒有梳理得那么清楚。
現在國內出現了“區域治霾，全國增碳”的治理苗頭，需要保持警惕！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氣候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齊曄告訴記者。
“煤制氣”治霾不減排？
東部地區嚴重的霧霾天氣，盡管成因復雜，但是過量的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費是形成PM2.5的最主要的原因。
據相關資料顯示:霧霾成因煤炭、石油消費的貢獻率可能要在60%以上。
清華大學低碳經濟研究院院長、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何建坤指出，現在北京地區加上山西、河北、內蒙和山東這么小的一個區域內，每年的煤炭消費量大概是15億噸，而歐洲大陸加上俄羅斯的亞洲部分這么大的面積，每年的煤炭消費量才大概是10億噸。北美大陸加上美國、加拿大，再加上墨西哥，每年的煤炭消費量大概也才11億噸。
為了治理霧霾，國內上一股“煤制氣”的熱潮開始襲來，這會不會藏著我們無法看到的隱憂呢？
顯然，“煤制氣”項目的確在緩解東部城市霧霾方面會起到一定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東部的天然氣供應緊張的局面，但是“煤制氣”要涉及更高的碳排放和環境成本。
根據清華大學氣候政策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低碳發展報告（2014）》中的數據顯示：“煤制氣”發電，它的全生命周期的溫室氣體排放將高出燃煤電廠的20%。
同樣來自《中國低碳發展報告（2014）》中的數據顯示：目前，國家已經審批的“煤制氣”項目每年消耗煤炭2.3億噸，占2011年全國煤炭消費總量的6.8%，如果將這部分“煤制氣”代替煤炭，則增加溫室氣體排放將占到2010年全國溫室氣體排放的量的1%-2%。
而各個地方建成、在建或者擬建所有的“煤制氣”項目合計在一起，每年消耗煤炭8.1億噸，接近2011年全國煤炭的消費的1／４ ,這部分“煤制氣”代替煤炭所增加的溫室氣體排放將占到201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的3%-6%。
“煤制氣”對大氣污染防治有正面的作用,但是從煤炭消費、溫室氣體排放、水資源消耗的角度講，這是一種變相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轉嫁，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氣候政策研究中心齊曄認為。
“煤改氣”無益于“治霾”？
為了應對持續的霧霾，各地爭相控制煤炭消費,在嚴峻的壓力之下，不斷定出了自己的治理計劃, 另一種治理霧霾手段“煤改氣”也就陸續上馬了。
以北京為例，2012年5月，北京市提出壓減燃煤計劃，明確到2020年要把全市每年燃煤量從2300萬噸降至1000萬噸，相當于壓減近六成。去年9月，隨著全新的北京空氣清潔計劃出臺，這一目標又被提前到2017年。
據相關資料顯示，為了治理霧霾，北京熱電聯產“煤改氣”是重要的措施。2013年北京計劃完成燃煤鍋爐“煤改氣”再造2100蒸噸，實際上則完成2407蒸噸改造，四環以內基本取消燃煤鍋爐房，北京四家主力熱電廠，華電、國華、石景山、高井基本完成天燃氣熱電聯產，“煤改氣”任務超額完成15%。計劃到2015年，北京城五環以燃煤設施全部，四大燃氣熱電中心取而代之，用氣量估計高達170億立方米。
北京的“煤改氣”項目僅僅是全國“煤改氣”項目蜂擁而上的一個縮影，這對于天然氣供應本來就緊張的中國來說，無異于雪上加霜。
然而，根據來自清華大學氣候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來看，減少氮氧化物排放才是治理pm2.5的關鍵，熱電聯產“煤改氣”措施并不能顯著降低氮氧化物的排放，不僅不會降低pm2.5，反而會增大天然氣供應的緊張，造成供氣矛盾突出。
北京大學唐孝炎院士指出，大氣細小顆粒物pm2.5包括一次生成顆粒物和二次生成細小顆粒物。一次顆粒物源于工業、建筑、交通、電力等生產活動和天然源的排放，如沙塵、各種燃燒以及工業散放。二次細小顆粒物由人為排放污染氣體被大氣氧化劑氧化而成。一般的情況下，二次pm2.5占到總pm2.5的50%-80%,而在重污染時期，二次pm2.5占到總pm2.5的比例還會增加。
經過唐孝炎院士試驗論證，氮氧化物是二次pm2.5產生的主要元兇。在唐孝炎院士監測中發現，在重度污染發生的時候，監測pm2.5、氮氧化物的變化完全同步，從而進一步佐證了唐孝炎院士關于pm2.5與氮氧化物的濃度的關聯性。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氣候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齊曄指出，“煤改氣”項目不僅無益于治霾，并且加劇天然氣供應緊張，這種區域治霾，全國增碳的治理困境，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視和謹慎的對待。
治霾與減排必須齊頭并進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對如何改變經濟發展方式進行了大規模的轉變。從全面追求GDP的增長，到更加注重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轉變，各地不再以GDP論英雄，而是注重各地區的經濟社會和資源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
根據清華大學氣候政策研究中心發布《中國低碳發展報告（2014）》預測，到2030年，我國的潛在GDP的增長率為4%-5%左右，為2030年，我國CO2排放的峰值創造了條件。
但是如果各地再以當前這種盲目的增加投資，擴大重化工行業的產能、不斷擴張低端制造行業、不斷出口的這種工業增長模式，我們CO2排放達到峰值的時間將會大大的延后。
清華大學低碳經濟研究院院長、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何建坤教授預計全國的煤炭消費達到峰值出現的時間有可能在2020年-2025年之間。
我國應該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大局，制定分地區、分部門的CO2排放的減排目標和峰值目標，形成一個轉變發展方式的倒逼機制。東部地區CO2排放機制和治理霧霾相互結合，控制煤炭的消費總量。京津冀的三個地區的煤炭的消費量到2015年之前要達到峰值并且要止步下降，這樣的控制速度，可能會使得我們的全國煤炭消費量達到峰值日期提前。何建坤教授認為。
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經濟與政治學教授、格蘭瑟氣候變化與環境研究所主席Nicholas stern則指出，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碳排放并不是一定矛盾的，中國應該進一步完善碳定價制度以及碳稅改革，特別是碳稅可以為中國貢獻4%-5%的GDP，在下一步的經濟發展中大有可為。同時政府應該進一步增加煤炭消費稅從而控制煤炭消費，降低城市霧霾的壓力。另外，中國的研發技術是非常優秀的，特別是在碳捕捉封存技術上，但是中國需要形成創新鏈接，從金融、財稅、到技術等方方面面的創新，從而用整體創新推進中國的綠色低碳發展。
而原麥肯錫氣候變化特別計劃全球主任jeremy oppenheim則指出，中國的發展不僅僅要考慮20年、30年的目標，還應該更加長遠。在過去的20年，全球經濟翻了1倍，其背后就有中國強大的推動力，中國嚴重的環境壓力讓未來世界經濟如何發展變得卻無法確定。過去歐美把大量地工業轉移到中國這個以煤炭為主要能源的國家內，當中國乃至世界都依賴于這種固化的高耗能工業模式的時候，麻煩就出現了。
原有的增長模式創新會遇到各種利益團體的阻礙，另外人們想法也日益多樣化，哪種經濟模式最好也難以統一，還有就是各國政治的變動、領導人的更替讓政策多變，商界無法做出投資計劃。中國政策、科技、金融方面的創新都有很大的推進，但需要和世界各國進一步合作，融合，jeremy oppenheim說。（記者 張振興）
來源：中電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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