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國貿易順差

　　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貿易順差為2597.5億美元，擴大12.8%。順差究竟含金量幾何？轉型升級中的中國外貿正在凝聚競爭新優勢，又該如何將貨物貿易第一的“勢能”轉化為“動能”？

　　順差結構悄然改變

　　根據德國伊福經濟研究所的計算數據，2013年，德國以2600億美元排在貿易順差國首位，緊跟其后的是中國。與此同時，中國也是在這一年登上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的寶座。

　　盡管看起來如此風光，但中國外貿仍難掩大而不強的現實，加之順差中仍有較大部分來自加工貿易，利潤微薄卻要承擔由此而來的一些貿易伙伴國對中國的貿易保護的指責。長期以來，總有“順差在中國，利潤在國外”的評價。

　　自大和妄自菲薄都不可取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中，中國切入的角度主要在零部件生產和加工、最終裝配等環節，這部分業務處于產業鏈低端，附加值較低，盈利空間較小。產品的較大利潤點多分布在新技術開發、產品設計、市場營銷等環節，而這些環節恰恰大多由國外企業所控制。”中投顧問宏觀經濟研究員馬遙認為，“順差在中國，利潤在國外”的觀點有一定道理。

　　商務部研究院綜合戰略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張莉也表示，雖然中德都是順差大國，“但兩者顯然不能相提并論，我們的順差和德國的順差有著本質區別”。“后者是制造業強國，它的對外貿易中一般貿易占絕對優勢。而我們的順差中，有相當部分仍是加工貿易帶來的，這種兩頭在外的貿易模式利潤有限，對國民經濟的增長貢獻低。”張莉說。

　　不過，張莉認為“近兩年中國的順差結構與2008年時或此前不完全一樣了，一般貿易取代加工貿易漸成主導，順差的組成形態自然也與此前不同”。

　　事實上，從2013年的外貿數據可以看出，產業鏈長、增值率較高的一般貿易占我國進出口總值比重已經提升至52.8%，同期加工貿易占比為32.6%，比重下滑2.2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民營企業所占比重提升，對外資企業的依賴減小，結構更趨合理。“這體現了我國對外貿易自主發展能力不斷增強，以加工貿易和低附加值為主的順差結構持續改善，中國正在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張莉說，對于產業和經濟結構調整期的中國外貿，應給予正確評價，“盲目自大和妄自菲薄都不可取”。

　　未來關鍵在產業鏈競爭

　　盡管經濟結構調整已初見實效，但張莉指出：“不能回避的是，我們的一般貿易在知識產權含量、品牌附加值上與發達經濟體相距甚遠。同是一般貿易，我們的定價話語權不強。”

　　至于加工貿易，張莉直言并不看好，“加工貿易將面臨更嚴峻的形勢，今后兩年加工貿易還會繼續減少，今年降幅可能在5%左右”。“這其中有訂單向東南亞等地轉移的原因，也有產業轉型升級的原因。這個過程中加貿企業與客戶間充滿著選擇與被選擇的轉換。順差的構成也由此變化。”張莉說。“順差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國制造業實力的體現，依靠低成本優勢建立起來的國家比較優勢已難以為繼，未來十年全球競爭將是價值鏈的競爭。”張莉表示，這將體現在更多中小企業將加入龍頭企業產業鏈以及“走出去”企業增多后中國企業整合國際產業鏈能力提高上。

　　有業內人士提出應根據價值鏈的位置來調整產業，向那些產業盈利能力較強的產業結構轉換，才有可能真正獲得全球貿易分工中的利益分配。張莉對此表示，從歐美制造業回流來看，價值鏈所處位置只是一方面，但也不能完全跟著價值鏈跑，還是要把自己的制造業做實做精，在技術、質量、品牌、服務方面形成新的核心競爭優勢。

　　同時，以前服務與貿易在外貿中脫節的現象將會改變，隨著各類簡政放權，政府與市場重新定位，貿易中的服務成本將會降低，大型外貿綜合服務企業正在興起，有助外貿供應鏈整合。

　　馬遙則建議，“成為第一大貿易國意味著我國企業對外貿易渠道已建設得較為完善”，未來要充分利用已經形成的渠道優勢。

　　順差如何才能順心？

　　關于中國的貿易順差，曾經有一個知名度很高的例子：亞洲開發銀行研究人員的一項研究顯示，一部蘋果手機批發價是178.96美元，其中日本、德國、韓國分別能取得34%、17%、13%的利潤分成，中國只能拿到3.6%約6.5美元。然而，在現行的貿易統計方式下，整部手機178.96美元的批發價都被記在了中國出口的賬上。

　　有順差本不是壞事，證明本國在國際貿易中有盈余，但“被統計”出來的巨額順差卻莫名成為了中國“煩惱”，不但是一向在雙邊及多邊國際政策協調場合被頻頻熱炒的話題，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常以此為由指責貿易不平衡，并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而且隨著金融危機、歐債危機的爆發，各國貿易保護行為愈演愈烈，正處于工業化和轉型升級期的中國經常被列為目標。

　　改變這樣的現狀，讓順差能順心需要多方面努力。于中國自身而言，轉型提速的腳步不能停，培育和扶植創新驅動、有核心競爭力的企業，讓代表自主發展能力的一般貿易持續“升值”，同時，應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經濟結構協調發展上。

　　正如商務部研究院綜合戰略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張莉所說，過度的順差易增加貿易風險，但降低順差不能當作任務指標，應尊重經濟發展規律，讓“三駕馬車”并駕齊驅，同時，注意挖掘進口在國民經濟中的促進作用十分重要。“防止順差過大的實質應從調整經濟發展結構出發，尤其應該發揮進口的支持作用。”張莉說，“隨著設立進口展示交易中心等綜合服務平臺等擴大進口措施的進一步到位，我們應該形成更為系統有效的進口促進戰略和機制。”

　　與此同時，應積極配合參與世貿組織等國際組織發起的例如“世界制造倡議”等活動，以支持在測算和分析增加值貿易方面的項目、經驗和實際方法。相信只有多管齊下，順差才能最終順心。

　　順差不應只看表面

　　近幾年的外貿順差幾經起落，但基本保持著和外貿境遇相似的節奏，從金融危機前的一路高歌，到危機后三年的蟄伏回落，再到近兩年的逐漸平穩，一直與外貿發展“同甘共苦”。

　　不過，曾經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中國外貿發展速度的順差，近幾年卻成了外貿的煩惱。“虛胖”的貿易規模和份額的增長非但沒有帶來利益分配的增長，反而加劇了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之間的摩擦。另外，貿易的平衡也需要出口和進口步調協調。將順差控制在合理區間自然成為外貿發展中尤為受關注的問題。

　　順差大誰之過

　　中國的外貿順差在近幾年體驗著過山車式的過程。2005年，中國外貿開始出現超過千億美元的順差，當年順差達到1018億美元。此后幾年，在資本項目保持順差的同時，貿易順差也持續大幅上升：2006年順差1770億美元，2007年順差2622億美元，2008年順差2954億美元，約為中國入世之前的10倍左右。

　　隨著世界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國際市場需求大幅緊縮，中國的貿易順差盡管仍在高位運行，但從2009年開始接連下降，至2011年收窄至1551億美元。而2012年時，盡管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體增速出現回落，但進出口增速呈現緩中趨穩的態勢，貿易順差又大幅擴大了48.1%，沖高到2311億美元。2013年的外貿企穩特征更為明顯，貿易順差擴大12.8%至2597.5億美元。

　　一些業內人士認為這與中國的外貿構成有關。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的貿易順差結構一直是“外商投資企業+加工貿易”的比重較為突出。所以盡管中國在持續的貿易順差過程中付出了難以估量的資源和環境代價，對世界經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卻也幾乎同時讓自己成了全球的“眾矢之的”。近幾年與主要貿易伙伴之間的摩擦漸多，人民幣匯率和貿易政策也飽受指責。

　　商務部研究院綜合戰略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張莉告訴國際商報記者，當前的貿易統計方式仍建立在傳統貨物貿易形態基礎上，沒有考慮新變化，不能準確反映全球生產鏈的全部過程和在不同國家、不同生產環節增值的實際情況，無法全面體現貿易對就業和收入方面的作用，給各國政府制定貿易政策提供了不準確的信息。

　　此外，一直為公眾所關注的貿易順差，實際上是海關總署公布的貨物貿易順差，而由于對服務貿易統計的落后，中國一直不能像美歐一樣做到全口徑的貿易順差統計。

　　不能簡單扼制

　　張莉表示，中國是全球制造業中心，在新優勢逐漸形成的作用下，這一地位還將保持較長時期，而且順差也和中國處于工業化進程中期經濟發展不均衡有關。“這個過程中順差較大是正常現象，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只要控制在GDP10%以內的在合理范圍內就好。”

　　中投顧問宏觀經濟研究員馬遙也認為，“貿易順差雖然能夠對GDP增長有較大推動作用，但是所占比重過高也將對經濟造成一定影響，這一方面將加大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加國際貿易摩擦；另一方面，貿易順差比重過高將導致輸入性通貨膨脹加劇，從而推遲國內金融利率市場化進程，因此維持在5%~6%的區間較為合適”。

　　“順差太大有過度依賴外需市場的風險，均衡發展很重要。”張莉指出，不能人為扼制貿易的發展，“單一、激烈的以減順差為目標的人為措施不利于外貿的穩定，這在我們近兩年的外貿發展中已有教訓”。

　　針對國際貿易統計方法的弊端，近兩年一些國際組織已聯合或分別啟動了貿易統計改革方面的研究，歐盟、日本、瑞典等地研究機構也開展了很多國別研究。2011年以來，由世界貿易組織WTO推動在國際貿易統計新框架中以“貿易增加值商品在一國新增價值核算”替代“貿易全值核算”，也讓世人對全球貿易分工和全球價值鏈有了新的認識。（劉昕）

來源：國際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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