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召開的2013年中國國際礦業大會上，民營企業“走出去”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也是參會企業最為關注的話題之一。
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投身海外礦業，遇到的問題更是復雜多樣，給“走出去”的民營企業增加了諸多不確定風險。
記者將從全球重要成礦帶的資源潛力到重點成礦帶的星級評價，以及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現狀最后至如何提高企業的海外競爭力，多視角解讀民營企業“走出去”戰略，以期幫助中國民營企業規避風險，厘清海外發展的思路。
投資現狀：體量龐大成敗參半
目前，全球有180多個國家有礦業產業，其中100多個國家對外開放礦業，60多個國家的礦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雖然這兩年中國海外礦業投資有所回落，但投資額和項目數仍體量龐大。據中國五礦化工進出口商會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共有173個中國海外礦業投資項目，投資額為151億美元；2011年達到頂峰，共有289個項目，投資額為196億美元；2012年開始回落，但仍有166個項目，投資額為76億美元。
在這些海外礦業項目中，國有企業不再是一枝獨大，民營企業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根據中國礦業聯合會對受理的中國企業境外礦業投資項目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國有企業投資額為12.15億美元，民營企業投資額為19.21億美元；國有企業項目有30例，民營企業項目有73例。以目前的情況看，民營企業雖然規模尚小，但在投資總額和項目總量上已經超過國有企業，這說明民營企業已具備相當實力。隨著一些主要礦業國家對中國國有企業在資源領域投資限制的擴大化和顯現化，民營企業成為境外投資主力的趨勢還將持續。
中國境外礦業投資金額和項目數量是巨大的，不過主要的資金來自跨行業企業，而非礦山企業。有數據顯示，前者的投資額是后者的4倍多，這與統計的境外投資企業備案資料相吻合。今年1月～9月，在礦業投資備案的企業當中，超過半數是沒有礦業勘探背景的投資公司或者貿易公司。
同時，境外投資主體呈現多元化特征，其中合資合作形式所占的比例明顯提高。去年1月～9月，境外礦業開發項目一共有99個，其中獨資項目只有26個，另外73個項目均為與當地企業合資，73個項目當中只有32個項目是中方控股。
近年來，中國企業到境外投資逐步從以全域投資為主，轉向風險勘探為主，雖然成功率相對比較低，但是勘探項目數量逐漸增多。主要原因是前幾年投資海外成熟礦山的企業投資額數倍增加，但礦產和國際大宗價格的下跌導致收益率相對較低；另一個原因是收購成熟項目資金量比較大，地勘單位資金實力比較弱，但是有專家和專業設備，風險勘探找到比較有價值的礦藏，可以通過資本市場快速回收投資。
引起業內關注的另一現象是，中國企業境外投資雖然這兩年有所回落，但商務部的統計數據顯示，2002年至2013年期間，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長速度超過了50%。與這種迅速增長不相匹配的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礦業項目幾乎是成功與失敗參半，甚至失敗略多一些。
原因解析：涉及面廣困難更多
礦業投資本身就是高風險、高投入、高技術含量的，而“走出去”的民營企業涉及的投資礦種和項目所在國范圍廣。主要礦種有銅、煤炭、金、鐵及其他礦種；主要投資目的地既有發達經濟體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地區，主要分布在南部非洲、贊比亞、加拿大、拉美、東盟、澳大利亞、西非等國家和地區。
這些礦的投資開發要求相應勘查勘探、水文地質、生產技術、設備、經營管理等多方面配套支持。對于礦山企業而言，采礦的價值鏈是“資源-儲量-規劃-品位控制-選廠”，價值鏈上每個后續環節都與前面的環節息息相關，也就是說，如果最開始選擇的資源就有缺陷，那么后續的幾個環節都會受到影響。在資源和儲量估算方面，主要風險表現在過高或過低地估計了資源品位，針對某一選定的采礦方法，礦石貧化率估計不準確，實際不能達到所采用的邊界品位，不重視巖土、選冶和水文地質工作。在礦山設計方面，風險主要表現在不正確的采礦方法，采場和邊坡巖石力學參數有誤，采礦通道設計不合理。在開發和生產環節，風險主要表現為錯判了巖石性質，開拓量不能滿足礦石供應，低估了設備的需求量，或是選擇設備只依賴于廠家說明，選擇了不恰當生產設備。在成本估算環節，主要風險來自低估了基礎設施費用和生產成本，以及忽略了貨幣兌換率的變化。
而在非洲的一些投資項目，由于當地基礎設施普遍較為薄弱，所以不僅要建設生產項目，還要建設當地基礎設施，有的項目甚至基礎設施投資占到了總投資的70%，而生產成本只占總投資的30%。這要求“走出去”的民營企業應是全能型。
其次，中國企業境外投資還必須面對項目所在國的政策法規、人文環境、宗教信仰等諸多復雜因素。企業必須充分熟悉了解項目所在地國家的基本概況、地質礦產特征、礦產資源開發利用與服務規則、礦業外商投資準入政策、礦業管理體制、礦業權的申請流轉流程、礦業權的經營要求、礦業稅費制度、投資風險和投資機會等，涉及項目所在地國家目前地質工作程度、礦業權持有人狀況、礦業對外開放的程度、礦業權的生命周期、開采以后原礦石能否出口，以及該國和中國之間的雙邊貿易和投資關系、企業遇到問題后能否求助國際仲裁等具體實際問題。
如果在投資前對項目所在國政策沒有進行充分了解，那么有可能對“走出去”的企業造成滅頂之災。比如2013年1月烏干達禁止鐵礦出口，還有津巴布韋規定當地人必須持有礦企51%的股份，外資最多持有49%的股份。再如，非洲國家對外商投資采礦業采取限制政策，要求更多價值留在當地的趨勢愈加明顯，非洲有可能步東盟各國后塵，掀起限制原礦出口的潮流。這些都會增加企業投資的不確定風險。
而中國境外礦業投資的資金主要來自跨行業企業，跨行業既包括做貿易的投資礦山，也包括做黃金的投資鉀鹽，后者雖然都屬于大礦工范圍，但完全是兩個行業，懂黃金的并不懂鉀鹽。
這些沒有礦業勘探專業背景的企業“走出去”面對的主要競爭對手是以美國、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亞、南非等傳統礦業大國為主要代表的跨國公司。這些跨國公司大多有上百年的經營經驗，具有豐富的商業運作知識和國際資本運作經驗，并且礦業資本技術服務、信息咨詢等配套市場發育完善，與之相比，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時間短，經驗明顯不足，還不熟悉國際礦業的經營管理。
另外，短期效益也導致中國企業缺乏對外投資的長遠規劃。勘探開發是保持礦業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前些年中國“走出去”的企業大多集中于成熟類的礦業項目，對于上游的孵化器項目、勘探類項目，因為開發周期比較長、資金要求比較高、投資風險相對比較高、一般企業沒有興趣進入，形成了“好的成熟項目買不到、孵化器的項目儲備不足”的局面。
除此之外，中國企業“走出去”還要面對當地政治、勞工、環保、社會責任等一系列問題，這些無疑都增加了投資難度和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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