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面對世界經濟深度調整和復雜多變的新形勢,新興經濟體增速放緩,經濟風險和挑戰明顯增加。作為最大的新興經濟體,中國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動力何在、增長前景如何,成為普遍關注的重點話題。新階段的增長、轉型、改革交織融合,增長動力、增長前景直接依賴于轉型改革的突破。
具體來看,長期形成的投資主導、政府主導、競爭性地方政府“三位一體”的經濟增長方式,在推動經濟快速增長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但在今天內外發展環境深刻變化的條件下,這種增長方式不僅難以持續,而且已經成為增大經濟矛盾和經濟風險的體制因素。就是說,能不能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實質性轉型,盡快步入公平可持續增長的軌道,是對下一步改革的重大考驗。
投資主導的增長方式難以為繼:轉型改革的首要任務是推動消費主導的投資轉型,實現投資與消費的動態平衡。
投資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不僅在于這些年以歐美為重點的外部市場需求萎縮、國內投資效率明顯下降,更重要的在于,投資主導的增長,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做大GDP而投資,帶來投資消費的嚴重失衡,使產能過剩呈現出全面性、長期性甚至絕對性的突出特點。當然,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定的產能過剩難以避免。問題是像中國這一輪范圍如此之廣、數量如此之大、影響如此之深的產能過剩歷史上并不多見。如果解決得好,過了這一關,就能帶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取得重大進展;反之,不僅現存問題難以緩解,而且會引發諸多新矛盾甚至可能導致經濟危機。這種情況下,投資主導的增長還能走下去嗎?還能再走10年、20年嗎?我的看法是,它已走到盡頭,迫切需要轉型。
加快投資轉型,需要在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上盡快形成共識。近兩年,我們提出推進以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主要基于以下的分析判斷:第一,投資消費失衡日益成為經濟生活中最突出的矛盾,投資主導形成的嚴重產能過剩積累了巨大的經濟風險。第二,消費結構升級、消費釋放正處于重要階段,釋放13億人的消費大市場是中國“最大的紅利”、最大的優勢。第三,經濟轉型的首要關鍵是投資出口拉動向消費拉動、創新驅動的轉變。第四,走向消費主導,不是投資不重要,而是重在推進投資轉型,實現投資與消費的動態平衡。
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轉型改革關鍵在于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全面激發市場活力。
從經濟生活的實踐看,投資沖動實質是政府的投資沖動,投資主導的源頭在政府。不可否認,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在推動經濟快速增長中功不可沒。問題在于,政府過多、過大的行政干預和深度介入微觀經濟活動,嚴重扭曲政府與市場關系,嚴重壓抑市場活力。這不僅是經濟增長不可持續的重要原因,也是導致尋租腐敗的體制根源。所以,我們要:1、關鍵在于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2、以向市場放權為重點,重新定位政府職能。3、加大向社會放權的力度,以形成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秩序的社會合力。
競爭性地方政府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轉型與改革重在改變增長主義傾向,加快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
當前,政府主導資源配置突出反映在競爭性地方政府的經濟增長方式。綜合多方面的情況看,地方層面已經形成以做大GDP總量為導向、以地方財政收入增長和干部考核為約束激勵機制、以行政干預和行政推動為主要手段的經濟增長方式。客觀說,改革開放以來為調動地方積極性,逐步形成的競爭性地方政府模式,在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今天逐步演變為地方層面的增長主義傾向,并成為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地方債務等問題的主要“癥結”所在。競爭性地方政府的經濟增長方式不改變,盡管在短期內仍然可以拉動GDP的較快增長,但會為中長期發展埋下更大的經濟隱患和經濟風險。這里,提出地方層面增長主義傾向的問題,不是把“板子”打到地方政府身上,而是要客觀分析形成競爭性地方政府的體制因素,尋求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有效路子。
未來5~10年,走向公平可持續增長的轉型改革,其深刻性、復雜性、艱巨性前所未有:利益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需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轉型倒逼改革,改革的時間和空間約束全面增強。面對挑戰,我們有理由堅定全面改革的信念。這是因為,過去35年的市場化改革使中國由低收入國家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處在歷史新起點的全面改革,將使一個13億人的大國由中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其意義不亞于過去35年的改革。(作者為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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