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退民進”才能根治產能過剩

　　編者按：治理產能過剩的相關政策正在“加碼”，很多行業都在高呼：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產能？本文作者從一個新的角度來解讀目前的困局：產能，到底過剩在哪里？何為“產能過剩”？

　　根據有關資料，產能過剩的概念最早由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學家張伯倫在壟斷競爭理論》一書中提出。經濟學家給出的概念比較學術化，通俗一點的定義認為，產能過剩是指企業提供的生產能力和服務能力超過了均衡價格下的市場需求，再簡單一點就是總供給能力大于總需求。

　　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總供給等于總需求只是經濟均衡時才能達到的理想狀態，兩者不相等才是市場經濟的常態，要么總供給小于總需求，要么總供給大于總需求。前者就是所謂的“短缺經濟”，至少從消費者的角度，我們肯定不愿意回到那個狀態；后者才是我們想要的狀態，原因很簡單，只有供大于求，企業才有創新的壓力和動力，消費者才能得到更廉價優質的服務和產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的家用電器行業。由于長期處于供大于求，家用電器企業經歷了分分合合，老百姓享受了物美價廉的產品，企業得到磨練和成長，家用電器行業也成為國際競爭力最強的行業之一。既然這樣，為什么要治理產能過剩？

總量過剩還是結構性過剩？

　　產能過剩似乎就是個總量問題。但我們提產能過剩一般都是說某某行業（比如鋼鐵制造）產能過剩，這說明它應該是個中觀概念。當然，如果多個行業甚至多數行業都出現產能過剩，那它就變成了宏觀問題。

　　問題在于，在每個被標記為明顯過剩的行業中，幾乎都同時存在供應不足。還以鋼鐵制造行業為例，鋼鐵制造行業過剩的產品主要是板卷材，尤其是寬厚板，而高端冷軋產品產能嚴重不足，需要大量進口。2012年冷軋類產品中的冷軋薄寬鋼帶和鍍層板分別進口了306.7萬噸和313.6萬噸，占全年鋼材進口總量的22.5%和23.0%。而且，在鋼鐵業全行業虧損的時候，不是也有像德龍鋼鐵這樣的小民營鋼鐵公司在盈利么？同樣，手機制造行業長期過剩，但幾年前iPhone橫空出世時，卻常常供不應求。

　　因此，我們或許只能說，沒有過剩的產能，只有過時的產品。如果你生產的東西市場已經不需要了，那其實就不算是產能了，所謂產能應該是“產品能夠滿足需求”。

高產能過剩是怎樣煉成的？

　　學術界關于產能過剩成因的總結，包括經濟周期理論的需求波動，市場結構角度的市場進入門檻低而退出壁壘高，信息不對稱角度的預期偏差等等。對中國來說，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為什么有些行業，如鋼鐵行業，早在七八年前就被貼上產能過剩的標簽并開始治理，但產能卻越治越高，從五六年前的5億噸一路攀升到目前的9億噸。合理的解釋只能是：鋼鐵行業產能在之前其實并不過剩。

　　為什么會被“過剩”呢？原因可能有以下兩點。其一，人們僅僅關注了時點狀態、忽視了動態趨勢。例如，數據顯示，2004年底粗鋼產能利用率只有79%，可被視為過剩，但此后兩年就快速提高到90%左右，自然也就不算過剩了。其二，對所謂產能利用率數據的測算和評估出現了系統性偏差，例如低估了潛在需求。這個問題的價值在于，我們現在及今后是否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某個被認為嚴重過剩、需要大力治理的行業，其產能卻越治越高？

制造業產能過剩有多嚴重？

　　關于產能過剩的衡量標準，有一種說法是，產能利用率低于80%，就算是產能過剩。我們姑且不討論對產能利用率計算方法的爭論，而只研究如果按照這個標準，那么中國的很多行業是否過剩？過剩程度有多大？近期一篇介紹中國陶瓷行業產能過剩的文章指出，“據一份公開的《2012-2016年中國陶瓷制造行業發展前景與投資預測分析報告》顯示，2012年陶瓷行業大概有10%到15%的產能過剩。不少陶瓷企業頻頻出現倒閉，中國陶瓷業已進入產能過剩和惡性競爭的階段，陶瓷行業的前景讓人堪憂。”

產能過剩才15%，憂從何來？

　　當然，報告的數據可能并不準確，我們可以做一個國際比較。今年6月末美國全部工業部門的產能利用率為77.8%，歐盟27國制造業產能利用率為77.9%，中國到目前為止沒有關于產能利用率的權威官方數據，不過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在前段時間做客新華網訪談時披露了一個數：2013年二季度末所有工業行業產能利用率78.6%。這意味，中國的產能利用率其實還比美國和歐洲略高一點點，但似乎并沒有看到美國和歐洲為此擔憂。因此，與其說是中國面臨產能過剩問題，不如說是中國從政府到企業各個層面都過慣了“供不應求”的寬松日子，現在突然面臨“供過于求”的緊日子，一下子不適應了。

喚一聲“國退民進”

　　社會對這幾年是否存在“國進民退”是有爭議的。筆者認為，所謂“國進民退”，并不僅指國有企業數量更多了、國有企業投資或者產品市場份額更大了，還包括政府對經濟活動或者說企業經營的直接干預程度在提高和強化，而這恰恰是部分產能過剩越來越嚴重或者說一些行業難以去產能的最主要原因。

　　第一，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財務軟約束，政府是GDP驅動、企業是規模驅動，這導致很多項目投資缺乏嚴格的成本控制和效益測算。第二，地方保護主義嚴重，對一些效益不高的企業給予政府補貼，打亂了自然去產能過程。第三，自己的孩子不忍打。在治理產能過剩的時候，地方政府面對國有企業或者自己扶持起來的非國有企業，總是難以出重拳、下重手，總想遮遮掩掩。近期工信部公布淘汰落后產能名單，具體到了每家企業的每一個工廠或者車間，卻被曝出很多上榜的產能其實早就關停。表面上看，這又是一個行政干預太細的例子，根子上卻是政府在試圖保護每一家企業———去產能而不去企業。

　　在筆者看來，治理產能過剩的方法其實很簡單：從“國進民退”轉向“國退民進”，減少對落后企業的無謂補貼，切實加強環保執法和質量控制，讓不適應市場的企業盡快破產倒閉出局，給有創造力和競爭力的企業騰出市場空間，所謂創造性破壞是也。同時，政府將注意力從過去的重點保護企業向重點保護員工轉變，做好失業人員的社保、培訓和再就業服務，也就是中央說的“社會政策要托底”。（付兵濤）

來源：中國礦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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