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如何沖出生產過剩困局

　　●新世紀以來，每個新增城市居民所對應增加的投資超過50萬元。以此計算，如果到2030年中國增加8億市民，則需要增加400萬億元投資，年均投資增加額就是20萬億元。

　　●現在把中國經濟增長的高速度說得如此可怕，筆者認為是完全沒有道理的，高速度帶來的諸多問題是可以消化的。例如環境問題，并不是高增長就一定沒有好環境，因為在工業化時代，保護環境也有依賴財富創造的一面。

對于當前經濟形勢判斷，目前一種普遍的觀點是，中國經濟在現階段已經進入了“中速增長時代”，因此7%的速度，甚至更低的速度也是可以接受的，因為不論你刺激與否，速度的下限都不會太低，所以速度下行并不可怕，因為再低也不會“失速”，或者是“硬著陸”。這樣的判斷筆者認為是過于大膽了，如果拿來指導宏觀調控則更可怕。對此，筆者認為有必要澄清三個誤區。

　　一問：不刺激行不行？

　　中國目前的問題是典型的生產過剩問題，如果不由政府來實施強力的過剩對沖政策，就會爆發市場經濟中典型的生產過剩危機，一旦危機爆發，恐怕“零”增長率都擋不住，更大的可能是出現經濟負增長，我們不能因為在新中國歷史上沒有爆發過生產過剩危機，就不警惕這種危險的存在，甚至輕松地視之為無稽之談。中國的老話講“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對中國經濟來說，如果宏觀政策的安排就是中速目標，在目前的經濟運行背景下，恐怕就是會令其進入低速增長了。

　　必須認識到，在中國經濟內部，仍然蘊含著極大的高速增長動能，這就是城市化可以帶來的巨大內需釋放。“十一五”期間，中國經濟投資、消費加出口，平均每年新增6.5萬億元需求，就可以拉動同期11.2%的高增長率。

　　這并不是主張對經濟進行2008年那樣大規模的刺激，當時的宏觀刺激政策，最大的問題是沒有觸動不合理的經濟結構，而是在原有結構基礎上繼續增加投資和產能，導致今天產能更加過剩、需求更加不足的困境。但是不刺激不等于可以不調整，既不搞調整也不搞刺激，恐怕比不刺激經濟的情況更差。

　　二問：盤活金融存量能不能？

　　現在對通過改革擺脫低增長的被動局面似乎抱有很大期望，而改革似乎又是以進一步下放政府權力，進一步市場化為核心的，所以這些改革，仍是在延續1978年以來以搞活企業為主要方向的思路進行，甚至讓許多人給目前的經濟政策取向，貼上了“供給學派”的標簽。可問題在于，目前中國經濟中的主要矛盾，不是缺乏市場機制的作用與企業活力，而是由于城鄉差距和個人收入分配機制矛盾所導致的生產過剩問題。或者說，在馬克思所說的生產、流通、分配與消費這四大再生產環節中，矛盾的集中點是在分配領域，而不是在生產和流通領域，如果我們把改革的重點仍擺在生產流通領域，而忽視了對導致城鄉差距與個人收入分配差距的體制與結構性矛盾進行大調整、大改革，即使動作再大，恐怕對拉動中國經濟走出低迷陷阱的作用也不大。

　　例如，我們希望通過央行收緊銀根來擠出金融泡沫，希望通過金融改革，放開利率這樣的動作來盤活金融資產，但是必須看到，金融泡沫的出現，“影子銀行”的規模在今天會如此龐大，恰恰是因為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后經濟增長下行，使大批產業資本在實體經濟領域沒有出路，才從產業領域向虛擬經濟領域。2008年以前，社會融資規模還只有數萬億元，而到目前卻發展到數十萬億元，正是在這個時間段里，實體經濟的低迷與虛擬經濟的高增長并存。而在2007年中國股市攀升到6000點高峰的時候，影子銀行也沒有今天這么大的規模。所以，虛擬經濟的繁榮，正是實體經濟衰落的結果。因此若只是單純地搞金融改革，而不是集中力量解決因分配矛盾所導致的社會總需求不足問題，最后的結局很可能是，為了保增長，央行不得不重開貸款閘門，但因為生產過剩矛盾始終得不到解決，央行輸送的資金就是流不到實體經濟領域，還是會導致金融泡沫的再度興起。

　　在生產過剩時代，盤活金融存量很難奏效，如果生產過剩日趨嚴重，大量社會資本就難以被充分運用，表現為各種設備利用率的不斷下降，產品不斷積壓和企業盈利能力的不斷下降，在價值表現上，就是企業資金周轉困難和貸款償還困難。在這樣的背景下，實施怎樣的金融與財政改革也不會有大的成效。盤活金融存量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才是最出效果的，那就是在社會總供需大體均衡的情況下，存在著存貸款的時空錯配，即有存款的地方不需要貸款，有貸款的地方又沒有存款，而通過提高金融機構的時空配置效率，就可以提高資金的周轉速度，從而用更少的貨幣支持更多的生產與流通。

　　三問：放權為主還是收權為主？

　　如果解決生產過剩矛盾的出路，在于推進城市化與縮小個人收入差距，則這兩個方面的調整與改革都需要集中部分社會權力，特別是向中央政府集中權力。這是因為，城市是公共產品，在什么地方建設城市，以及城市群之間的交通網絡建設，都首先必須有很充分的整體社會規劃，城市規模越大，都市圈規模越大，就越需要集中統一的規劃，而這樣的問題，市場是不會自動解決的，必須由政府出面來解決，這就突出了未來20年在中國城市化高潮中，某些權力必須向政府集中的趨勢。而都市圈也好，城市群也罷，許多都需要跨省區形成，沒有中央政府出面主持，同樣會“打亂仗”，因此也必須由中央政府來直接掌握一筆城市化資金。而下一步縮小個人收入分配差距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怎樣建立宏觀層面的轉移支付制度，這同樣不是市場的事情。所以，下一步的改革就需要許多有利于集權的制度設計，這就是改革必須服務于發展要求的道理。

　　總之，中國目前經濟中的主要矛盾，是生產過剩問題，因此宏觀調控的重點，就是怎樣圍繞解決這個矛盾來設計戰略與政策。目前就應該明確以城市化為投資方向的政策取向。

　　現在許多人反對繼續實施大規模刺激計劃，其實是對繼續沿用那種單純支持產能增長的投資刺激方式擔憂，因為生產過剩已經很嚴重了。然而，現有不合理的經濟結構不僅是一種價值比例關系，而首先是一種物的關系。比如，在目前中國城市中，只有2.6億農民工勞動的場所，而沒有他們居住的場所，更沒有他們家人的居住場所，在城市中隨處可見的民工棚與棚戶區，就是中國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的物的寫照。再比如，中國目前的城市空間結構，并不是為中國人口的主體是市民這樣思路設計的，這集中表現為當中國真實的城市化率只有1/3的時候，土地占用就已經碰到了18億畝耕地的“紅線”，因為中國城市的平均毛容積率城市建筑面積與城市建成區面積之比只有0.5。像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毛容積率也沒有超過1，在上海浦西地區，二三層高的樓房隨處可見，而日本的東京，毛容積率高達2。所以按照目前中國的城市建設格局，不要說再增加8億城市人口，就是再增加2億，由于土地限制也不可能。

　　我們既然已經認識到了城市化嚴重滯后是導致內需不足的關鍵，下一步就應該是通過大規模投資，也只能通過大規模的投資，才能從根本上改變現有不合理的城鄉人口比例，從而使社會總供求從失衡轉向對稱。筆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曾說過，在未來20年，只要圍繞城市化進行投資，再多也不嫌多，因為城市化投資不僅會在短期內創造出投資需求，還會在長期內創造出龐大的消費需求。作者系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來源：中國保險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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