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解析中國經濟大局勢：“短痛”易“久安”

一邊是經濟增速持續放緩，一邊是決策層密切關注、密集調研中從容靜觀，成竹在胸，上半年，經濟運行中所出現的這一幕格外引人注目。雖然看似不同尋常，但真正了解中國經濟的人一定能體會到背后的高瞻遠矚和良苦用心。

　　今年上半年，盡管面臨復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但中國經濟運行總體上依然保持平穩，主要指標仍處于年度預期的合理區間，經濟結構調整穩中有進，轉型升級穩中提質。

　　因此，盡管增速有所放緩，但更多是延續了自去年開始的經濟“趨穩”的表現。

　　更為重要的是，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后，經濟轉型成為實現持續健康發展的唯一途徑，這就要求宏觀經濟政策不能僅僅關注增長速度，而應統籌推動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

　　因為穩增長可以為調結構創造有效空間和條件，調結構能夠為經濟發展增添后勁，兩者相輔相成；而通過改革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則可為穩增長和調結構注入新的動力。

　　尤其是在經濟增長率、就業水平沒有滑出“下限”，物價漲幅沒有超出“上限”的當下，宏觀調控更應該立足當前、著眼長遠，著力調結構、促改革，推動經濟轉型升級。

　　放眼未來，經濟運行環境將更加錯綜復雜，有利條件和不利因素并存，經濟既有增長動力，也有下行壓力，中國要想真正打贏經濟轉型升級這場“硬 仗”，就必須保持政策和發展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使市場主體有穩定的預期；同時，也要增強調控的針對性和預見性，做到穩中有為，這樣才能為中國經濟長遠發展構筑堅實基礎。

　　上半年的經濟運行更多體現的是“穩”，而非海外機構所謂“下降”、“放緩”乃至“衰退邊緣”的“唱空”噪音。

　　“中國經濟所發生的變化，不完全是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包含著經濟規律帶來的潛在增長速度的必然變化。”針對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表示，中國經濟已經逐步邁入了一個新的增長階段——從以前10%左右的潛在增長區間走向7%～8%的潛在增長區間。

　　“實際上，去年經濟增長從一季度的8.1%到四季度的7.9%，就已經開啟了這一進程。”在他看來，上半年的經濟運行中更多體現的是“穩”，而非海外機構所謂“下降”、“放緩”乃至“衰退邊緣”的“唱空”噪音。

　　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或許還來自于決策層改革立意上的刻意為之。事實上，海內外市場已經形成共識，盡管經濟增速放緩，但與往年不同的是，這一次中央并沒有祭出“經濟刺激”的大旗。甚至當銀行業出現了罕見的“錢荒”之后，依然表現出了冷靜和審慎。

　　“我們其實是可以讓經濟增長得更快的，但是我們把增長目標調低了，因為我們希望通過壓低增長率來實現經濟的轉型升級。”答案早在習近平主席與美國總統奧巴馬于加州莊園會面時就已經露出水面。“這說明，一方面，當前經濟增速下降的程度并沒有超過決策層的心理底線；另一方面，如果真有必要，中央依然有足夠的方法來遏制經濟下滑。”采訪中，有專家表示，當前決策層意見統一、政策準備充分，信心堅定，“將會在下半年的工作中集中得以體現。”

　　冷靜看待內外風險因素

　　在外界看來，中國愿意承受增速放緩的壓力來實現經濟的轉型升級，說明既有的經濟發展方式中存在的某些矛盾和挑戰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這其中，最迫切需要解決的莫過于金融機構資金“錯配”導致的系統性風險加大以及產能過剩。

　　受訪專家們普遍認為，當前我國經濟領域之所以出現“金融熱、實體冷”現象，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量資金或投向了房地產領域，或通過理財產品等形式在金融系統內部空轉，并未真正用于實體投資。

　　“這就相當于金融體系內形成了一個高水位的‘堰塞湖’，如果不采取合適的方式把流動性疏導到實體經濟中去，任由錢賺錢的金融活動在金融體系內自我膨脹，一不小心就可能發生垮塌。”采訪中，中國銀河證券首席總裁顧問左小蕾表示，不久前爆發的“錢荒”就是一個警示。

　　產能過剩則是另一個頗為棘手的難題。“我國的產能呈現行業面廣、絕對過剩程度高、持續時間長等特點。”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范劍平為本刊記者分析說，當前產能過剩行業已從鋼鐵、有色金屬、建材、化工、造船等傳統行業擴展到風電、光伏、碳纖維等新興戰略性產業，許多行業產能利用率不足75%，處于嚴重過剩，有的處于絕對過剩狀態。

　　值得重視的是，這二者之間并非孤立。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產能過剩，實體經濟效益下滑，才導致金融業將資金投向其他領域。然而，當實體經濟由于不賺錢而被資金“拋棄”后，其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因之路更加舉步維艱。這也反映出當前宏觀調控面臨的一大挑戰——各種矛盾和問題相互交織，錯綜復雜，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

　　外部風險因素同樣值得警惕。比如，與2008年后的走勢相反，今年上半年，發達國家經濟適度恢復增長，但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卻整體持續走低，這不免讓人聯想到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只顧一己私利、以鄰為壑、轉嫁風險所采取的種種手段。尤其是中國經濟，一度成為外部投機資金圍追堵截的重點對象。

　　一方面，美聯儲實施量化寬松，放任本幣競相貶值，持續造成人民幣快速升值態勢，打擊中國經濟“三駕馬車”之一的出口，并因輸入性通脹導致物價水平波動，嚴重影響本已遭受成本上升壓力的中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

　　另一方面，通過加快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和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談判，打造“經濟北約”，進一步擠壓中國經濟發展空間，意圖遏制中國競爭力的同時繼續強化美元獨霸的全球經貿格局。

　　“中國如何把握和安排好政策調控和國內改革的輕重緩急，顯得尤其重要。”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王在邦告訴本刊記者，隨著世界經濟步入全面深度調整的新階段，每個大國都面臨著不容忽視的壓力與風險，如何轉危為機？關鍵在于誰敢拋卻舊的生產關系率先調整、誰能痛下決心勇于自我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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