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型制造政策升級 從補位創新走向結構重塑
制造業從“0到1”進入到“從有到優”“由點及面”的深度攻堅階段
近日，工業和信息化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商務部等七部門聯合印發《深入推動服務型制造創新發展實施方案（2025-2028年）》（以下簡稱《實施方案》），為我國服務型制造的當下及未來發展繪制了清晰的發展路線圖。
《實施方案》明確提出，到2028年，服務型制造在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中的作用進一步增強，要完成20項標準制定，打造50個領軍品牌，建設100個創新發展高地。《實施方案》的出臺標志著我國推動制造業與服務業深度融合進入到一個系統化、精準化、創新化的新階段。
重塑結構 直面創新發展核心挑戰
服務型制造是將服務深度嵌入制造業產品全生命周期和各環節，實現制造與服務融合發展、促進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新型產業形態，對增強制造業價值創造能力、提升制造業發展質量效益具有重要作用。
2016年以來，工業和信息化部聯合相關部門先后印發實施《發展服務型制造專項行動指南》（以下簡稱《專項行動指南》）《關于進一步促進服務型制造發展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服務型制造發展取得積極成效，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賦能作用逐漸顯現，但還存在關鍵技術供給能力薄弱、標準體系尚不健全、典型模式分行業分領域應用不平衡、統計監測難度較大等問題。
《實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服務型制造典型模式廣泛普及、新模式不斷涌現，產業生態持續優化，重點領域生產性服務業保持快速發展，制造與服務全方位、寬領域、深層次融合發展格局進一步完善，有力促進制造業優化資源配置、拓展發展新空間、延伸產業鏈、提升價值鏈，為建成具有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服務型制造體系奠定堅實基礎。
《實施方案》是國家層面在服務型制造領域的又一重要政策部署，標志著制造業從“0到1”進入到“從有到優”“由點及面”的深度攻堅階段。與過去的《專項行動指南》和《指導意見》相比，本次方案最鮮明的特征在于直面創新發展的核心挑戰。
蘭州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周平錄對中國工業報表示，《實施方案》最大的變化是從部門推動走向了系統協同，強調的是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的雙向融合，構建從技術攻關、模式創新到標準體系、品牌培育、示范高地的一整套創新鏈條，推動服務型制造從補位式創新真正走向結構性重塑。
周平錄表示，在創新內容上，《實施方案》不再是單點突破，而是強調融合攻關。強調以場景為牽引，把需求感知、研發設計、協同交付、智能運營串成一個完整的創新閉環，推動共性關鍵技術的系統化協同。
在創新模式上，《實施方案》從示范推廣邁向了場景驅動和價值共創。通過構建典型場景、開放平臺、共享工廠，讓服務型制造真正融入生產端、消費端和國家戰略端，實現產業生態層面的價值共創。
蘇商銀行特約研究員高政揚告訴中國工業報，在關鍵技術攻關方面，《實施方案》提出聚焦需求感知、集成研發設計、協同交付部署、智能運營監測管理等核心環節，建立技術攻關、成果轉化、應用迭代的閉環機制，將攻關方向與制造業實際痛點精準對接。同時，強化與工業智能技術的攻關聯動，推動服務型制造與智能制造深度融合。
在模式創新方面，除升級共享制造、個性化定制等模式外，《實施方案》更前瞻性提出模型驅動研發等新型模式。通過技術創新與模式創新的雙向賦能，形成技術突破、模式創新、價值提升的良性循環。
高政揚表示，從技術、模式、生態的全鏈條創新設計，或將有效解決服務型制造“最后一公里”問題，推動制造業從單純產品制造向產品、服務、解決方案的綜合價值創造轉型。
在關鍵技術攻關和探索新模式方面，還應如何具體推動？周平錄建議，第一，要打破行業壁壘，構建跨領域的協同創新機制。可以依托國家重點實驗室、制造業創新中心這些平臺，把人工智能、數字孿生、工業互聯網等關鍵技術納入服務型制造的核心體系，通過揭榜掛帥、協同攻關等方式，讓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真正形成共研共創、成果共享的創新生態。第二，要堅持“技術+模式”雙輪驅動。第三，要以場景為核心推動模式創新。
因業施策 破解應用不平衡
服務型制造并非“一刀切”的萬能公式，在各行業的應用深度和形態本就存在天然差異。針對當前存在的典型模式分行業分領域應用不平衡問題，《實施方案》強調精細化和定制化政策導向，提出分類推進服務型制造模式推廣應用，分行業分領域推進服務型制造典型模式廣泛普及。
周平錄分析，在服務型制造模式具體推廣中，關鍵是要分業施策、分類推進。一是要根據行業特點和數字化基礎分層推進，比如對裝備制造這類技術密集型行業，要重點強化“產品+服務”的系統解決方案，推動從賣設備轉向賣整體產能和運維服務。二是對消費品行業來說，更重要的是通過數字化手段實現個性化定制和柔性生產。三是對于數字化基礎薄弱的傳統行業，則應從數字化改造切入，逐步建設基礎數據平臺和工業互聯網節點，先解決“能連、能看、能管”的問題，再談“能服務、能創新”的目標。
天娛數科首席數據官吳邦毅接受中國工業報采訪時表示，在服務型制造模式推廣過程中，分行業分領域應用不平衡的核心矛盾，本質是通用數字化方案與行業個性化需求的錯配，解決思路是應始終圍繞先頂層對齊戰略、再中層適配行業、最后底層落地場景的遞進邏輯展開。
周平錄建議，要強化行業龍頭企業的引領作用，打造一批典型示范項目，帶動上下游共同轉型。推動跨行業經驗交流與技術遷移，把制造業數字化、智能化的先進做法推廣到傳統行業，形成可復制的模式樣本，讓服務型制造從點上突破走向面上普及，真正實現跨行業、跨領域的均衡發展。
賦能主體 激發經營主體發展活力
宏偉的藍圖最終需要千千萬萬的企業來繪就。對于廣大中小企業而言，向服務型制造轉型常面臨不敢轉、不會轉的困境。對此，《實施方案》將激發經營主體發展活力作為核心任務之一，其政策著力點正是為了化解這些痛點。
高政揚表示，在激發經營主體發展活力方面，企業將受益于一個更加協同的融通發展生態。《實施方案》強調引導龍頭企業開放平臺資源，支持培育一批服務型制造轉型方案提供商，大幅降低中小企業試錯成本和技術門檻。
在夯實發展底座方面，將受益于新型基礎設施的普惠化接入和資源共享。《實施方案》要求，深化“5G+工業互聯網”融合應用，并按需布局算力基礎設施，為中小企業提供低成本、高可靠性的數字底座。
“特別是共享制造培育提升行動，針對中小企業資源閑置與不足并存的矛盾。通過推動建設共享制造平臺和共享工廠，中小企業可以像網購一樣，在平臺上分包其他企業的閑置產能或租用共享工廠里的高端設備。”高政揚說。
《實施方案》特別強調要完善生產性金融服務體系。周平錄說：“也就是說，不僅提供貸款融資，更注重產融結合。比如，通過設備融資租賃、訂單質押、供應鏈金融等方式，幫助中小企業緩解現金流壓力。同時，引導銀行和保險機構開發面向服務型制造的專屬金融產品，讓企業能以更低成本獲得發展資金。
周平錄表示，《實施方案》最大的特點是“接地氣”。它不僅關注宏觀層面的體系建設，更注重企業端的可操作性，有望有效解決中小企業不敢轉、不會轉、轉不起的困境，真正享受到服務型制造帶來的價值提升。
衡量成效 設定量化指標
《實施方案》設定了到2028年完成20項標準、打造50個領軍品牌、建設100個創新發展高地等量化目標。
前金融從業者、現深圳東風環境有限公司副總裁胡雙對中國工業報指出，對領軍品牌，除品牌價值外，《實施方案》應考核服務收入占比、客戶復購率、服務利潤率等財務指標。對創新發展高地，《實施方案》考核可增加服務型制造企業密度（家/平方公里）、產業鏈本地化協同率等區域生態指標。
“真正的考核應在三個定性維度。”胡雙表示，一是價值鏈提升度，即衡量一個高地或品牌是否讓制造業從“成本競爭”轉向“價值競爭”。如是否形成了新型數據服務、知識產權或算法模型的收入來源。二是產業協同度，即衡量其與上下游企業的協同數字化程度，如供應鏈信息透明度、共性技術平臺共享率。三是生態可持續度，即衡量創新高地是否實現了綠色制造、碳足跡可追溯、循環利用體系等長期價值。
周平錄表示，成效不能只看數量，更要看質量和帶動效應。首先，從品牌角度來說，真正的領軍品牌要體現出技術領先性和服務創新力，不僅在國內市場具備高市場份額，更要在國際市場上具備產業鏈整合和品牌溢價能力。其次，從創新高地的角度看，要評估其在集聚創新資源、孵化新模式、帶動區域產業升級方面的貢獻，比如是否形成了跨界協同創新生態，是否成為上下游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示范標桿。再次，還要關注這些品牌和高地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即它們能否持續輸出創新成果、形成標準引領，并帶動相關產業形成正向循環，而不是“一次性工程”。
《實施方案》提出，促進制造業優化資源配置、提升價值鏈。周平錄認為，有三項關鍵的定性衡量標準：第一，要看創新的滲透深度，也就是服務型制造是否真正融入了生產全過程，實現從制造向“智造”“服造”的轉變。第二，要看產業的協同廣度，評估不同環節之間的協作是否更加緊密，比如設計、生產、服務是否實現數據貫通與價值共創。第三，要看轉型的價值貢獻度，也就是服務型制造是否帶來了產業附加值提升、就業結構優化和生態鏈完善。
“簡單來說，我們不僅要看‘做了多少’，更要看‘做得怎么樣’‘帶來了什么’，這才是衡量服務型制造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標準。”周平錄說。（吳晨 王珊珊）
轉自：中國工業報
【版權及免責聲明】凡本網所屬版權作品，轉載時須獲得授權并注明來源“中國產業經濟信息網”，違者本網將保留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的權力。凡轉載文章及企業宣傳資訊，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觀點和立場。版權事宜請聯系：010-65363056。
延伸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