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14個省份發布的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及煤電。山東、陜西、湖南、廣東、青海等地均明確提出將開展煤電項目建設或升級改造。山東提出，2026年重點工作是建成投產大唐鄆城、華能四期等大型清潔高效煤電項目；河南計劃2026年全面完成存量煤電項目優化改造，關停淘汰10萬千瓦及以下燃煤機組；天津今年啟動楊柳青電廠、完成大港電廠共6臺亞臨界機組替代；貴州今年將加快推動先進煤電機組布局和現役煤電機組改造，建成投產大灣、盤南等煤電項目；重慶提出，“十五五”時期，實現兜底供電能力再提升，將建成萬州煤電二期等一批支撐性電源；黑龍江規劃明確“深入實施煤電機組節能降耗、供熱、靈活性改造‘三改聯動’”……
在“雙碳”目標深入推進、風電光伏快速發展的當下，一份份規劃明確，我國能源站轉型并非簡單“去煤化”，煤電正經歷一輪新的優化升級與適度擴容。
仍是電力系統“壓艙石”
如今的煤電發展已不是過去“粗放式”的擴張，而是有嚴格約束條件的“精細化”發展。翻看2026年各省規劃藍圖，“保供”與“支撐”是高頻詞。廣東提出建設“支撐調節性煤電項目”；青海明確要建成“格爾木支撐調節性火電”；重慶提出“兜底供電能力再提升”……一系列動作表明，煤電暫時不能完全“退場”，反而要“強身健體”。
資源稟賦決定我國“富煤、貧油、少氣”，這意味著相當長時期內煤電仍是能源安全的“壓艙石”。內蒙古在2026年重點工作中明確提出，要“建強國家煤炭供應保障基地，煤炭產量穩定在12.5億噸以上”。12.5億噸，不僅是數字，更是國家能源安全的生命線。因為新能源雖然發展迅速，但“靠天吃飯”的特性決定其具有間歇性和波動性。遭遇無風無光的極端天氣時，電力供應將面臨巨大缺口。而此時，穩定可靠的煤電可承擔起“兜底保障”的重任。
“保供是底線，也是‘國之大者’，這是不容動搖的首要原則。從綠色低碳轉型視角來看，我們在追求綠色屬性的同時必須明確，電力系統首先是能源供應系統，安全是絕對的底線。只有在保障安全的基礎上，才有資格談論經濟性與綠色屬性。”大唐技術經濟研究院產業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孫李平對《中國能源報》記者表示，“這如同飲食，首先要先解決吃飽的問題（安全保供），這是第一位的；在此前提下，才能追求‘吃好’‘多樣化’以及‘精致化’（綠色、經濟、高效）。雖然目前我們開發了多種靈活性資源，如抽水蓄能、燃氣發電及各類儲能技術等，但這些暫時還無法大面積替代煤電的保障作用。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我們缺乏更優的替代方案，煤電依然是保障安全的‘壓艙石’。”
華南理工大學電力經濟與市場市場研究所所長陳皓勇也對《中國能源報》記者表示，從各省規劃可以看出，煤電在“十五五”時期仍然不能完全退場，原因在于目前尚無任何替代品能同時兼具滿足巨大的基底負荷需求、穩定持續輸出電力、被電力系統信賴的主體電源。目前的新型儲能等靈活性資源雖展現出潛力，電網也在積極推動新型儲能的調度應用，但從實際能力看，尚無法承擔起電力系統“四梁八柱”的結構性支撐作用。
除了兜底，煤電還是“調節器”。青海作為清潔能源大省，除了大力建設抽水蓄能外，還規劃建成橋頭、格爾木支撐調節性煤電，這意味著煤電被賦予了新角色——為新能源“保駕護航”。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對于陜西、貴州、山西等傳統能源大省，煤電電不僅是電源，更是產業鏈的重要一環。陜西推動“陜煤榆林化學二期”等項目，貴州“鞏固西南區域電力樞紐地位”，這些均表明，通過清潔高效的煤電項目，可實現資源就地轉化，延伸產業鏈，為地方經濟發展提供強有力的能源支撐。
從“主力電源”轉變為“調節電源”
透過各省的規劃安排能清晰地看到，煤電已不再是過去的粗放擴張，而是被賦予了時代內涵和戰略意義。以陜西為例，2026年重點工作中提出“擴大綠電供給、改善火綠配比”，這一表述意味著在新型能源體系中，煤電、新能源要協同發展。
目前，煤電正逐步從正從“主力電源”轉變為“調節電源”。即通過煤電的靈活性改造，騰出更多新能源的消納空間，如今的煤電正在成為連接傳統能源與新能源的橋梁，再比如寧夏，其提出的“深入實施‘風光水火’等多能互補工程”，正是協同的具體實踐。
“尤其在風光大基地建設中，煤電配置主要是提供調峰支撐。”孫李平表示，展望“十五五”時期，煤電的核心功能將發生根本性轉變，即從傳統的電量供應主體向調節性電源轉型。其未來發展主攻方向將聚焦于“調節”，以適應新型電力系統對靈活性的要求。目前，煤電轉型的總體指標體現為利用小時數的顯著下降。過去，煤電機組年平均利用小時數通常在5000小時以上，如今，已逐步降至4000小時，甚至跌破3000小時。數據的下滑直觀反映出煤電在電力系統中角色的根本性變化，不再追求時刻保持高負荷運行，而是轉向提供“容量價值”與“調節價值”。
孫李平分析，為滿足高頻次、深度的調峰與快速響應的需求，煤電技術在“十五五”時期將呈現“復合化”與“智能化”趨勢。一方面，通過煤電機組性能升級，煤電機組改造后可全面提升調節性能，從容應對頻繁啟停、深度調峰及快速爬坡等挑戰。另一方面，未來煤電站將不再是單一的發電單元，而是演變為綜合能源樞紐，通過內部配置儲能系統，如熔鹽儲熱、電化學儲能等解決調頻考核問題，或與風電、光電等新能源結合形成“風光火儲”多能互補模式，構建起更復雜的系統架構，實現從“單一發電”向“多元服務”的跨越。
在此趨勢下，不少省份已經提出推動煤電技術迭代升級。例如，山東省提到的大唐鄆城項目，定位為“大型清潔高效煤電項目”，其新建機組普遍采用超超臨界等先進技術。山西省則將“清潔降碳、安全可靠、高效調節、智能運行”列為新一代煤電升級的四大專項，與此同時提出，支持現役煤電機組升級改造，加快新一代煤電試點項目建設。這些舉措不僅降低煤電碳排放，也為我國裝備制造業邁向高端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須在綠色、靈活、智能三個維度上下功夫
在業內專家看來，未來煤電發展必須在綠色、靈活、智能三個維度上下功夫。未來幾年，煤電仍將是電力系統的“壓艙石”，但必須戴上環保的“緊箍咒”。業內認為，淘汰煤電落后產能和加速“三改聯動”是方向。河南今年工作明確“關停淘汰10萬千瓦及以下燃煤機組”，貴州提出今年推動30萬千瓦級煤電機組“上大壓小”。這些釋放出明確信號，未來的煤電發展必須是“上大壓小”，通過優勝劣汰，提升整個煤電行業的能效水平。黑龍江、天津等地都強調了“三改聯動”或機組替代改造。
隨著新能源占比提升，煤電的價值將從“電量價值”轉向“容量價值”和“調節價值”，而靈活性改造成為煤電的“必修課”。未來煤電項目必須具備深度調峰能力，能夠快速響應電網指令。
孫李平認為，當前，雖然我們仍在新增煤電，但其定位已發生深刻變化。原有的煤電模式既要保容量又要保電量，而現代電力系統中，新增煤電的角色更多轉向了“容量支撐”。其核心作用是保證系統擁有充足的容量備用，以應對突發狀況，而在電量生產上則可能不再作為主力。這種定位的轉變，正是為了適應新型電力系統保供與轉型并存的新要求。
陳皓勇表示，對于煤電企業而言，最佳的經濟狀態本是機組持續高負荷運行以快速回收投資。但在新形勢下，煤電主要承擔調節功能，利用煤炭的可儲存性和機組的可控性為系統提供靈活性。由于長時間處于低利用小時數的“待機”狀態，企業面臨固定成本回收困難的問題。因此，必須通過“容量電價”機制進行補償，認可煤電機組在“等待”與“備用”期間的安全價值，覆蓋其固定成本，確保企業愿意并能夠承擔起“隨時待命、系統需時即發”的責任。
煤電發展最大的挑戰是發揮煤電優勢的同時實現低碳化，如何將“碳負擔”轉化為“碳資源”是每個煤電廠需要研究的課題。我國煤電正處于關鍵的歷史發展期，需要發展清潔、高效、靈活、智能的“新煤電”。（記者 蘇南）
轉自：中國能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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