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快速貶值，中國經濟發展趨勢不會受到實質影響

　　日元的快速貶值，對剛剛成為“全球最大商品貿易國”的中國而言，將對中國對日出口形成一定壓力，但對于中國的經濟發展趨勢來說，這種影響并不大。

　　日前閉幕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受到各國明顯“袒護”的日元，近日下跌得格外“搶眼”，其中，美元對日元匯率一度跌至94.21，逼近33個月的低位。盡管對市場熱議的貨幣戰話題采取了回避的態度，但隨著日本等國競爭性貨幣貶值政策的出臺，全球范圍內貨幣貶值序幕已徐徐拉開。

　　而另一方面，2012年中國的商品進出口總額已然超過美國，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商品貿易國。日元的大幅貶值，對剛剛取得“全球最大商品貿易國”稱號的中國經濟會造成何種程度上的影響呢？

　　“安倍經濟學”是始作俑者

　　值得注意的是，日元對美元的匯率從去年9月至今已經跌逾17%，日元對人民幣的匯率也貶值17%左右。從市場價格來看，日元/美元風險逆轉期權顯示投資者短期內傾向于認為日元對美元還會繼續貶值。

　　日元的快速貶值，造成全球各國過度擔心上世紀30年代“以鄰為壑”的貿易戰重演，因此呼吁政策協調。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之后，各國政府競爭性地貶值貨幣，希望通過刺激出口挽救增長，后來被廣泛認為是失敗的政策。

　　然而剛剛結束的G20會議未能就日元貶值有實質性約束。在相繼召開的G7和G20會議上，日本各貿易伙伴國對日元貶值并未形成實質性約束。G7會議發布了一份少見的聯合聲明，重申各成員國應該根據國內需要制定經濟政策，而匯率由市場決定，各國不會設定具體的匯率目標。

　　中金公司認為，日元貶值的政策原因在于“安倍經濟學”。“安倍經濟學”有三個傳導機制刺激總需求。首先，激進的財政擴張支持政府部門的支出，彌補了總需求的不足；而貨幣擴張又為財政擴張提供了便宜的資金。其次，大力度的貨幣放松有助于減輕通縮預期，那么一方面會體現為匯率貶值，鼓勵出口；另一方面會鼓勵私人部門的消費和投資。我們近期看到的匯率貶值、消費者信心走強，都反映了傳導機制。第三，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相結合造成的近期股市上揚，也會鼓勵企業投資（托賓的Q理論）以及居民消費（財富效應）。

　　總體上“安培經濟學”似乎對國外投資者影響更大一些——在以外國投資者為主的外匯市場上，日元匯率貶值顯著；而以本國投資者為主導的國債市場上，改變則較小。

　　市場普遍預期新央行行長上任后會推行更加寬松的貨幣政策。當然，以上的貨幣政策取向，招致了日本央行喪失其獨立性的批評。現任日本央行行長白川方明上周二決定于3月19日與兩位副行長同日離職，而不是原定的4月8日。市場普遍解讀為首相安倍所中意的行長人選將更快地進入角色，日本貨幣政策將會更加寬松。

　　或將引發全球貨幣競爭性貶值

　　“我們認為中國成為最大商品貿易國，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對于中國的經濟發展趨勢并不會造成實質性影響。”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在接受中國商報記者采訪時分析認為，中國在2009年即已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國，現在中國又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商品貿易國，主要由于三方面原因：中國的進口在過去幾年穩步增長；中國貿易增速在2012年四季度顯著回升；以及美國進口增速下降。

　　“長期來看，由于中國的人口數量4倍于美國，只要中國堅持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道路，中國的貿易規模乃至經濟規模超過美國只是時間問題。”彭文生如是說。

　　相比中國成為最大商品貿易國，更具有實質意義的是中國的貿易順差在2012年再度擴大。彭文生認為，貿易順差絕對額的擴大，與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是一致的。但是隨著人口紅利的下降和經濟結構的調整，中國貿易順差占GDP比重將逐步收窄。

　　此前中金公司對2013年中國經濟增長以及貿易增速的判斷是小幅回升的“溫柔拐彎”的判斷，這一觀點是否會受到近期日元大幅貶值的影響呢？

　　彭文生認為，“日元貶值會對中國的貿易和資金流動造成一定影響，但是影響不大。”

　　不過，安邦咨詢分析師則告訴中國商報記者，“日元貶值對中國經濟和人民幣的直接影響也許并不顯著，但日元貶值將會引發各國貨幣的競爭性貶值，再加上美國和歐元區都在繼續推出無限度的寬松政策，有理由相信，全球性貨幣貶值和流動性泛濫將是今年的大概率事件。”

　　在安邦研究人員看來，在人民幣匯率政策調整上，現在恐怕不能把話說得太滿。人民幣匯率過去是受控制的，亞洲金融危機時扛住不貶值那是典型的政治決定。現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已有很大的變化，日元貶值首先打擊的是其他國家的制造業。中國是個制造業大國，而且出口的比例很高，面對各國競爭性的貨幣貶值，中國受到日元貶值沖擊是肯定的。

　　安邦咨詢分析師告訴中國商報記者，在中國今年的貨幣政策中，適當保留人民幣貶值的政策彈性是完全應當的。中國還應該適當利用“出口術”來影響市場預期，向市場展示人民幣貶值也是中國央行的一個政策選項。

　　中國社科院世經所國際投資室副主任張明認為，“日元貶值所帶來的外溢效應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會給其他國家造成升值壓力，甚至引發匯率戰、貿易摩擦升級；二是加劇全球短期資本流動的規模和波動性；三是導致全球能源與大宗商品價格高位震蕩，從而給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帶來輸入性通脹壓力。”

　　中國對日出口或小幅回落

　　不可否認的是，日元貶值對中國對日出口會形成一定壓力。一般來說，日元貶值鼓勵日本出口，遏制日本進口，不利于其他國家的外貿出口，這也是許多國家（特別是韓國）擔憂的原因。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接受記者采訪時，就強調了日元貶值對中國出口帶來的巨大壓力。

　　“日元的弱勢使得韓元不甘維持一個強勢，在韓國看來，日本的產品與其競爭最為激烈，韓國也必將希望維持本國貨幣弱勢。因此，中國低端的制造業、勞動密集型產業想要升級為所謂高端制造業，將持續受到日韓‘蓋帽’，中國未來產業升級難度驟增，由此加大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將風險加大。”魯政委如是分析。

　　他認為，“無論從短期、中期還是長期，日元維持弱勢，對中國來說都是一個災難。中國對日出口主要來自于與日本產業內貿易，而在中日爭端后日本企業開始向東南亞轉移，中國出口難以從中獲得好處。”

　　然而彭文生在接受中商報記者采訪時則坦言有三個因素緩沖了對中日雙邊貿易的負面影響。“首先是對日出口的重要性已經大幅下降。出口至日本貿易量占比已經從2000年的17%下降至2012年的7%。其次，雖然日元貶值不利中國對日出口，但日本內需擴張有利于中國對日出口。我們在上期周報將日本2013年的經濟增長預測從0.6%上調至1.5%6，這將利好中國的出口。第三，日元貶值有利于中日間加工貿易。我國的加工貿易進口中，從日本進口所占比例較大，這意味著中國從日本進口較多的零部件進行加工后再出口。因此，日元貶值可以降低中國從日本進口成本，對于中國的加工貿易出口是有利的。”

　　綜合以上因素，中金公司預測今年對日本實際出口可能會出現小幅回落（-1.0%）。如果日元貶值幅度超預期，或中日政治緊張情形持續升溫，中國對日實際出口下降幅度有望超過4%。

　　相比之下，彭文生認為日元貶值對行業層面的影響可能會稍大一些，如食品飲料、動植物產品、木制品和紡織品等——2012年中國對日本這些產品的出口占中國同類產品總出口的比重均超過10%。

　　在這其中，中國對日本食品飲料出口占比最大，2012年接近25%。具體來看，中國對日主要出口的食品是肉類和魚類制品，占中國肉類和魚類總出口的比重接近40%。

　　此外，中國出口到日本的原油，占中國原油總出口比重很大，2012年達53%，但是考慮到中國石油出口量很少，其總體影響有限。此外，2012年中國出口到日本的煤占中國煤總出口的比重也達到了45%，但由于中國煤出口有配額限制等原因，其總體影響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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