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中國經濟的新引擎？

　　中國2012年GDP增長預期目標為7.5%，這是處于復雜的挑戰和微妙的機遇狀態下的一個非常自信的目標。而要長期維持這樣一個比較高的發展速度，中國經濟迫切需要轉變發展方式。

　　普遍的觀點認為，過去十年，中國經濟依靠出口和投資這“兩駕馬車”取得飛速發展。目前，同樣普遍的看法是，拉動內需是治療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放緩的一劑良方，中國內需市場的巨大潛力一旦釋放，必將成為推動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強大引擎。然而，內需拉動戰略看似完美，實施起來卻困難重重，其中涉及錯綜復雜的政策問題。此外，有證據顯示，中國消費數據低迷背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數據被低估。還有人主張，推動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并非消費，而是利用儲蓄進行的投資。

　　在11月18日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為慶祝成立18周年而舉辦的中歐校慶論壇上，以“國內消費：中國經濟的新引擎？”為主題，邀請到了多位重量級嘉賓共聚一堂，他們圍繞中國經濟的出路何在、國內消費的真實情況與官方數據有何不同、國內消費對于中國經濟實現可持續增長有多重要等問題進行了深入交流。

　　消費應成為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

　　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國家統計局原總經濟師姚景源首先就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進行了分析。他指出中國經濟連續七個季度下行，從煤、電、油、運四個指標可以立體把握宏觀經濟的趨勢，而中國經濟出現下行的主要原因是出口受阻與對出口的過度依賴。

　　姚景源說，通過對出口受阻、中國經濟下行做更深層次的分析，就會發現根本原因還是我們自己。他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們就總結了一條非常重要的經驗教訓，就是我們這么大的經濟體，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點，不可能也不應該放到外部需求上去。

　　姚景源表示，中國一定要把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消費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支撐點。這個根本方針是1997年就確立的，到現在十幾年過去了，在擴大內需方面有很重要的成就，但是還是缺少根本性的進步，缺少實質性的成就。根本上講，還是增長方式問題、經濟結構的問題。

　　姚景源還強調要警惕投資的兩重性。當項目投入的時候，它產生需求，起到拉動經濟的作用；一旦項目完成了，它的性質就變了，變成了提供供給的一個單位，它就有產品了。所以大量的投資必然帶來大量的生產供給能力，如果消費沒跟上來，就產生一個問題，叫產能過剩。我們投資率逐年上升，把經濟增長拉起來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的消費率在逐年下降。所以經濟雖然拉上來了，但是社會上還有那么多的牢騷情緒，還有那么多的民眾不能夠很好地享受發展帶來的福祉。

　　姚景源指出，中國過去的增長方式難以為繼，應當在十八大精神的指引下，貫徹以人為本，真正讓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第一拉動力，這才是實現全面小康最重要的基礎性條件。到2020年只有8年，要是能夠完成這個轉換，這對于中國不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是至關重要的。

　　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在演講中也支持了產能過剩的觀點。他說，很多企業的日子很難過，因為道理很簡單，就是消費增長的速度趕不上生產能力擴大的速度，現在看看哪個行業不過剩？不過剩的只是一些創新特別強的，或者說有一些新的服務性的領域。對于嚴重過剩的產業，讓稅、減稅對大家一樣的，價格高低不是政府說了算，而是市場拼搏的結果。

　　中國經濟已出現明顯的結構調整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認為，中國經濟已經開始出現明顯的結構調整，核心證據是居民消費加快增長，居民消費與GDP占比自2007年開始持續上升。

　　李稻葵說，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到底有什么進展？研究發現對此問題絕大部分的觀點都是負面的,即認為經濟的結構調整沒有什么進展。而我們的觀察發現，從2007年開始，中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是上升的，最低點是從2007年的36%左右上升到了41.6%，每年能夠上升0.5個多百分點。但是官方統計數字還在降,去年降到了33.5%,數據差別很大。

　　李稻葵分析，由于這幾年剩余勞動力相對短缺，因此帶來工資增長率的上漲速度超過勞動生產率，也超過GDP名義的增長速度,因此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開始出現了U型的反轉,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帶來了消費比重的上漲。結論是三條：第一條，認為中國經濟已經開始出現比較明顯的結構調整；第二條，核心證據是來自于居民的消費增加了，居民消費占GDP比重開始增加；第三條，結構調整的進展，動力來自于市場機制，來自于勞動力市場的逆轉，來自于剩余勞動力的減少，而不是短期的宏觀政策，不是消費刺激政策，也不完全是新農合。因此應該珍惜現在已是推動中國經濟結構改革的市場力量。珍惜它，不要拔苗助長，不要超前地去搞一些短期的政策。他強調，市場機制是最寶貴的、最強大的結構調整的動力。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朱天圍繞“中國人真的消費太少嗎”這個話題，表示對李稻葵提出的“中國的消費率被低估”觀點的認同，并指出其原因有三個：其一，官方統計沒有考慮各國消費品與投資品價格水平的差異；其二，中國的住房消費占GDP的比例可能被低估；其三，企事業單位的公款消費沒有被計入。

　　朱天表示，短期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消費不足就可能是一個問題，刺激消費、刺激投資、刺激出口都是一樣的，都有可能讓我們今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或者說下一個季度的經濟增長速度快一些，但是長期的經濟增長不是要靠消費，而是靠投資，首先要GDP增長消費才能增長。從消費增長速度的角度看，即使根據官方的統計數據來看，過去20年消費的增長速度是8.64%，這個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副院長約翰·奎爾奇提出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中國是不是應該追隨西方經濟的消費模式？他說，人們總是說，美國人消費占GDP的比例已經接近70%，在西歐大概是65%。目前大家已經看到這種消費模式給世界帶來很大的、持續性的壓力，所以，中國是不是應該采取西方的這種消費方式、消費模式？

　　要調節好投資與消費的關系

　　美國得克薩斯農工大學經濟系教授甘犁通過對數據的詳細解析，指出中國目前國內消費不足的原因之一是收入不均，解決收入不均才能促進經濟的轉型。

　　甘犁所在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過去3年做了一個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調查數據顯示中國家庭的儲蓄率是22%（城鎮是27%，農村是7.1%），這個儲蓄率是很高的，在美國類似的數據是低于5%。數據最主要的結論是中國的消費、儲蓄、收入極度不均。第一，最高收入的10%的家庭總收入占全國總的家庭收入比例是57%。第二，最高收入的5%的家庭的儲蓄占整個全國當年的儲蓄的61%，最高收入的10%的家庭儲蓄占全國當年總儲蓄的75%。換一個說法，中國的儲蓄量很大，但是這個儲蓄的絕大多數集中在非常有錢的少數家庭。而這些最有錢的家庭，任何促進消費的政策對他們的作用都很小。

　　甘犁說，中國的收入極度不均，導致了高儲蓄，導致了消費的不足。所以已有的促進消費的政策，比如家電下鄉，比如促進汽車消費等等，因為窮人受流動性的約束，他沒有錢消費，這些對他們沒有用，而富人已經達到了愿意消費的水準，所以促進消費的政策對他們的用處很小。因此說內需不足的根源在于收入分配不均。

　　甘犁通過數據舉例說明，即使發達的市場經濟成熟的國家，如果按照基尼系數來判斷的話，也非常不均。但是通過社保、醫保還有轉移支付，能夠達到讓社會較平均的水平。他說，中國中央的轉移支付占中央財政的比重2011年是3.5%，過去10年平均是3%。美國這個數據是20%，舉一個例子，最窮的25%的家庭年均市場收入是7500美元，二次分配以后達到了2.3萬美元。美國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時候，有一個《偉大社會計劃》，就是大量地對窮人進行二次分配，這對美國社會此后40年的影響很深。所以現在就希望中國成倍地增加轉移支付，這個錢從哪兒來？就是少建路、多投入社保，真正地把政府的職能從生產型的政府轉成一個服務型的政府，這才是中國的經濟轉型。一旦做了以后，消費自然起來，內需起來以后中國經濟自然會轉型。

　　不久前的2012財新峰會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表示，內需就是兩塊，一塊叫投資，一塊叫消費。投資和消費有矛盾，但不是完全對立的。現在不能簡單地看三駕馬車誰快了、誰慢了，而是要看投資消費之間積極的、良性的互動。它們的比例不能靠關起門弄出來，要有一套機制通知這個社會的形形色色的主體。事實上現在這個比例失調的問題非常嚴重，好多路修了沒有多少車跑。誰付費？誰買單？很多都是銀行貸款，銀行貸款是有存款人的，拿什么去付？所以現在的問題不是應該投資還是應該消費，而是投資消費之間的比例。而我們沒有別的辦法知道這個比例，要讓價格消費系統發揮重要的信號作用，而這方面的改革我們遠遠沒有到位。所以，對于未來，改革是我們最重要的投資，改革是今天應付出的讓中國今后十年、二十年健康成長最重要的投資。（本報記者胡俊剛）

來源：中國審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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