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產業“大西遷”掣肘重重，恐一廂情愿

　　一方面用工成本降幅不大，另一方面物流成本還在上升，同時“母雞帶小雞”模式在實際中的情況并不理想，低端制造企業開始轉向周邊國家。

　　成本“洼地”不及預期

　　低端制造難以容身

　　從深圳北坐高鐵向北行駛兩個小時，在湖南的郴州西站下車，再打車向東走大約半個小時，便來到了位于郴州城區東部的出口加工區。在烈日的暴曬下，建筑工程機械依然轟鳴，工人們正在建造用來承接產業轉移的標準廠房。根據規劃，在不久的將來，這里將“填滿”工廠。

　　湖南格瑞普新能源有限公司從去年初開始從深圳逐步往郴州轉移。公司主要產品鎳氫動力電池、鋰聚合物動力電池的產能規模在行業內排名前三。公司董事長在郴州市于東莞舉辦的招商會上認識了當時的市長，并被優惠條件所打動。公司比較諱言所獲得的政策優惠，但據郴州市商務局投資聯絡科科長歐陽國介紹，為了引進好的項目，政府可以一事一議，在土地、稅收等方面提供非常優厚的條件。比如，對新引進的國內500強生產型企業，自投產年度起，企業稅收地方留成部分在3年內全額獎勵給企業。

　　除了看中郴州提供的優惠條件，格瑞普新能源還有著自己的小算盤：郴州地處湖南，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招工更為方便，有利于降低成本；未來郴州出口加工區發展逐漸成熟后，廣東大量的電子企業會搬遷到這里，將有利于拓展下游市場。

　　從公司在郴州的實際經營情況看，生產成本確實有所降低：廠房的租金在深圳是14-14.5元/平方米，在郴州使用自己的土地，因此不用交租金；水價在深圳是4.5-4.6元/噸，在郴州是2.8-3元/噸；工人的工資在深圳為2500元/月，在郴州為2000元/月。

　　數據顯示的低成本效應十分可觀，不過，在格瑞普新能源看來，成本下降的幅度并不大。公司人事行政主管高政斌說：“搬遷以后，由于招工比較困難，只能放寬年齡要求。工人的年齡偏大、素質偏低，有的以前在家種地，都沒有進過工廠，來了以后不適應公司條條框框的約束，生產效率下降。綜合生產成本下降只有20%左右。”

　　“一般情況下，年齡在18-35歲的工人勞動效率更高，這部分工人在深圳工廠的占比是70%以上，在郴州工廠只有40%。”高政斌分析，“工人的一些福利也比深圳更好，如在深圳不包吃住，但這里要管；‘五險’的基數比深圳高，在深圳可以按最低工資去繳‘五險’，這里必須按上年度職工平均工資的60%繳納；工傷保險的費率也更高。”

　　與格瑞普新能源同處郴州出口加工區的炬神電子有限公司同樣面臨用工成本下降不及預期的問題。該公司為臺資企業，主要產品涵蓋機頂盒電源、LED電源、適配器等三大類，市場占有率居行業前列。去年9月，公司與郴州簽訂投資協議后，迅速將總部和生產基地從深圳往郴州搬遷，當年12月便投入試生產。

　　深圳出現的招工難問題是炬神電子選擇搬遷的主要原因，但搬遷之后的用工問題依然令公司頭疼。公司行政經理周念說：“除了年齡結構變化導致的生產效率下降，工人頻繁跳槽也影響生產。只要其它哪個地方漲工資，工人馬上就會流動，這部分不穩定的工人大概占10%。工人人數規劃是1500，但現在只有1200多，主要就是因為員工流動，因此公司要經常招聘和培訓員工。”

　　一方面用工成本降幅不大，另一方面物流成本還在上升。格瑞普新能源絕大部分產品直接或間接銷往國際市場，產品出口率達80%以上，主要市場在歐美國家。因此，公司產品要到深圳通關，物流成本是上升的；在湖南通關成本更高，因為貨物要拉到長沙中轉，時間拉長5天左右。

　　作為郴州市政協委員的周念曾在“兩會”期間建議政府幫助企業解決物流問題。炬神電子的原材料主要從珠三角采購，產品還要運到珠三角再分發到全國各地。“面臨類似情況的電子企業還有好幾家，物流完全可以統一做，但需要政府出面協調。公司現在自己做物流，要養兩臺車，每天為此付出的成本達7000元。”

　　與物流成本上升相關的是產業配套不完善。高政斌表示，下游企業沒有搬過來，本地市場沒有打開。公司在湖南的工廠主要做鎳氫電池，規劃新增就業崗位5000多個，但現在工人只有1300人，主要是因為鋰電池項目還在深圳，鎳氫項目還有三分之一在深圳。園區要建設的富士產業園要引進順德那里的一大批小家電企業，但產業園規劃的建設期就有三年。

　　在周念看來，產業轉移理論中的“母雞帶小雞”模式在實際中的情況并不理想。電子行業是園區定位的重點之一，在招商引資過程中應引進一些基礎配套，比如PCB、電容等產品是每一家電子企業都會用到的。配套企業并沒有一起搬過來，主要是因為政策優惠條件沒有吸引力。但隨著引進項目的增多，園區能夠提供的政策優惠將越來越少。

　　“格瑞普們”在為搬遷后的生產經營環境感到不滿的同時，一些沿海企業正在將工廠搬向用工成本更低的周邊國家。7月18日，業界傳出運動服裝品牌阿迪達斯決定關閉其在華的最后一家直屬工廠位于蘇州工業園的全資子公司的消息。阿迪達斯公司的緬甸工廠工人月薪130美元，而蘇州工廠人均月工資不低于3000元人民幣。Clarks、K-Swiss、Bakers等國際鞋業巨頭則已紛紛增設在越南、印尼的生產線。

　　日益上升的用工成本正在壓縮企業在國內轉移的空間，對勞動力成本十分敏感的低端制造企業開始越來越多從中國轉向周邊國家。China Briefing的調查顯示，中國最低工資約為印度的二至三倍，是亞洲國家第三高，僅次于馬來西亞和泰國。根據“十二五”規劃，到2015年中國的最低工資將翻倍。

　　專家認為，地區之間的勞動力價格差異并不大，企業在國內尋求廉價勞動力已十分困難。預計從明年開始，中國就會迎來勞動力供給從充足到緊張的拐點，勞動力價格將呈現剛性上漲趨勢。從綜合要素成本看，中西部具有一定的優勢，但勞動密集型產業尤其是其中的低端部分轉到中西部可能并不是最佳選擇。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表示，中國3億農村勞動力中，有2.89億在流動，哪里工資高就去哪里，因此企業搬遷到中西部獲得的勞動力價差并不大。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有人沿著隴海線作過考察，沿線的工資水平相差很小。預計2015年國內將迎來勞動力從凈增加轉向凈減少的拐點，工資上漲趨勢很明顯。

　　發改委投資研究所戰略研究室主任羅松山表示，經濟發展需要越來越多的勞動力，但是人口又跟不上來，勞動力價格自然會上漲，預計明年開始勞動力供給就會出現全面緊張的狀況。當然，有一部分低層次的勞動力，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

　　“低端制造的生存空間將越來越小。”中國人民大學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所長孫久文認為，中西部地區經歷了這么多年的發展，也不愿意承接低端產業，尤其是低端的來料加工企業。

　　“深圳的工廠什么時候搬過來要看未來湖南工廠的經營情況。”湖南格瑞普新能源有限公司有關人士稱，長遠看，在深圳的發展難以為繼，公司因此下決心往湖南搬遷，但在這邊建廠的效益并沒有預期那么高。不少同行沒有搬遷，而是選擇觀望。

　　中國證券報記者在調研中發現，中西部不少地區“十二五”時期發展經濟倚重的一大抓手——承接產業轉移正面臨重重掣肘：用工成本上升、產業配套不完善、沿海地區延遲空心化、發達地區內部承接轉移、低端制造企業開始轉向周邊國家……沿海產業大規模西遷步履漸緩。

　　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產業轉移雖然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助推器，但中西部地區應走出簡單復制沿海地區發展模式的思維誤區，挖掘內生增長潛力，根據自己的區位優勢和資源稟賦，探索合適的增長模式。沿海地區也難以承接發達國家更高端的產業，亟需突破增長瓶頸。為推動經濟持續增長，政策著力點應放在破除技術創新面臨的障礙，讓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盡快形成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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