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債危機不斷沖擊歐元地位、美國經濟緩慢回升之際，我國企業在內外需求不足引致產能過剩的悲觀情緒中縮減了投資規模，受此影響，我國今年一季度GDP的增長速度為8.1%，CPI同比上漲3.8%。受到房地產調控與汽車銷售下滑等因素影響，我國二季度GDP的增長速度下降為7.6%，CPI同比上漲2.2%。其中，6月份我國的CPI創29個月來新低，PPI連續4個月負增長等宏觀數據引起了總理、企業家到普通老百姓對經濟下滑的擔憂。
其實，中央對今年我國的經濟形勢判斷早在去年年底就相對謹慎樂觀。去年12月份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經濟增長存在下行壓力。在今年兩會上，溫總理也提出，今年我國GDP增長速度目標保持在7.5%左右，今年要通過經濟結構調整、管理創新等多種方式加快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3月底，國務院提出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的想法以后，中小企業對資金的渴求似乎并沒有得到有效緩解。為了從貨幣制度上根本滿足中小企業對資金的需求，央行還分別于6月8日和7月6日兩次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即所謂的非對稱降息。
盡管如此，我國企業對未來的發展信心依然低迷。今年1至4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14525億元，同比下降1.6%。這是我國工業企業利潤累計增速連續三個月出現負增長。同時金融企業利潤和財政收入也出現下滑趨勢。這些不太樂觀的宏觀經濟數據公布后，中央立即把穩增長作為今年我國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與之相應的是，國家發改委的項目審批速度也略有加快，僅僅5月份就有200個項目通過審批。
在中央對宏觀調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之后，這種悲觀情緒似乎還在發酵，在筆者看來其實大可不必。根據中央采取調控措施的力度、我們的計量判斷以及7月份匯豐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創下5個月以來最高的表現來看，我國經濟在經過2009年四萬億元刺激投資的過度擴張之后，已經平穩地回落到了適度增長區間，即所謂的經濟軟著陸。我國經濟有望在第三季度開始反彈。從GDP的季度預測來看，我國第三季度GDP增長速度有望達到8.3%，第四季度GDP增長速度有望實現8.5%。全年來看，今年我國GDP增長速度將在8.2%左右。同樣的，我國第三季度CPI增長速度為2.2%，第四季度增長速度為2.9%，全年增長速度為3%左右。我國全年的工業品生產價格指數PPI也將僅僅同比下降1.2左右。
因此，簽于第三季度CPI、PPI都在帶動GDP回升，所以有關我國經濟增長難以為繼、不能給世界經濟做出更大貢獻的“唱衰中國論”將不攻自破。
下半年中央發展經濟的政策偏好
從形勢發展需要來看，下半年，我國宏觀調控政策將逐漸從以運用貨幣政策為主轉入以運用財稅政策為主。理由有兩個：
第一，現階段的產業結構調整必須以服務好實體經濟為前提，只有服務好實體經濟才能實現我國穩增長的目標，而就貨幣政策與財稅政策相比較，后者比前者更能通過服務于實體經濟來調整產業結構。2010年，我國第一產業對GDP的貢獻率為3.9%，第二產業為57.6%，第三產業為38.5%。目前，從調整經濟結構的時機來看，我國目前處于重工業化的后期，適當減少重工業的比重有助于調整優化我國產業結構，同時還不會過分降低就業。因此，加強第一產業、優化第二產業、擴大第三產業將是我國調整產業結構的明智選擇。與之相應的是，發展以資金密集型為特征的重工業比較偏好于貨幣政策，發展以增加就業機會和知識密集型為特征的第三產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等利用財稅政策更加有效。因為財稅政策具有直接優化經濟結構的作用，所以，改變目前我國不合理的產業結構表現為GDP主要依靠第二產業投資拉動，第一產業落后、第二產業污染嚴重、第三產業不發達特別需要依靠財稅政策加以引導。因此，自國務院提出“穩增長”策略之后，我國宏觀調控政策就圍繞著調整產業結構提出了結構性減稅、資源價格改革等一系列財稅改革舉措。
第二，從經濟改革的進程來看，要解決我國中央與地方、國企和民企的收入差距、城鄉收入差距、貧富差距等問題就必須從金融改革推進到財稅改革，因為解決這類分配性改革恰恰直接關系到改革成果的共享。財稅改革涉及面很廣、阻力大、成本高，比金融改革難度更大。無論是增加地方財政分成比例，還是推進財政結構扁平化，都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沖突，這也是為何財稅改革自1994年以來遲遲難以推進的原因所在。但是，收入利益分配不徹底完成就無法解決我國經濟生活中日益明顯的結構性矛盾，無法擴大內需。（仲武冠）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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