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密集“雙反”中國企業如何進退？

　　歐美等國對中國產品密集地進行“雙反”調查，引發出一個我們目前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那就是中國產品需不需要進行技術提升？需要以怎樣的方式提升競爭力？雖然當務之急是將正在進行的“雙反”調查對中國企業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降至最低。但如果看不到問題的實質，僅僅是流于調查背后的貿易摩擦，甚至是因此而進一步在經濟民族主義的邏輯上大做文章，則毫無疑問就是鴕鳥政策。

　　“雙反”調查的基本邏輯

　　在應對中國低端商品的廉價優勢沖擊的時候，美國下游企業已經感到頗難招架。祭出一些殺招來贏得相應的市場份額，是其慣有集體反應。但如果從“雙反”調查的基本定義體系出發，從世界貿易組織關于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的制度構造出發，從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基本戰略構造出發，從中國30年來的產品出口和內銷的本身問題及其應有解決之道出發，不難發現，在美國的“雙反”調查背后，有著一套我們必須嚴肅以對的邏輯。

　　第一，在中國銷美商品中，遭到“雙反”調查的主要集中在一些低端技術構成的商品中。本次三天內的五次“雙反”調查所涉及商品，無論是不銹鋼拉制水槽、鋼制車輪還是太陽能電池、鍍鋅鋼絲及熒光增白劑，都難堪高端技術產品的稱號。如果算上之前已經被立案調查了的木質臥室家具和鑄造焦炭，大體可以看出，遭到調查的商品本身并無技術競爭優勢。這些產品更多地集中在產業鏈條的技術末端，其競爭優勢所仰賴的基礎是中國當前普遍存在的低勞動力成本。低勞動力成本極大地降低了低端技術在這些產業中形成的競爭劣勢，其對于成熟產業市場中的同類商品的沖擊也就因此不言自明。

　　第二，中國低端技術商品之所以得以大舉進入美國市場，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始終遵循的換取外匯的激勵效應。如果說，在中國尚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這些激勵機制仍有其正當性的話，那么，在中國已經成為世貿組織的成員國之后，適當的手段就不應當是政府激勵機制而應當轉變為如何培育市場主體、產業組織自身的發育機制，這也就意味著，當銷美商品中仍然存在著政府政策推動的影子的時候，“雙反”調查的出現也就不可謂一種基于遵循世貿規則的常規手段地運用了。

　　第三，大舉進入美國市場的商品往往是以低廉的價格對美國同類商品市場形成擠出效應。對于熱銷美國的同類商品在國內的定價以及消費狀況的掃描不難發現，這些商品在國內的定價明顯偏高而且市場消費總體疲軟。在國內影響商品定價的諸種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主要來自政府部門以及政府行為的延伸空間。將這些附加在國內定價機制中的影響因素去除殆盡，中美市場上同一類商品的價格機制的扭曲情況也就一目了然，“雙反”調查也就因此有了一個比我們意想之外還要深厚得多的基礎了。

　　成功應對的關鍵機制

　　盡管“雙反”調查對中國相關企業進入美國市場形成了巨大的挑戰，但它不可能對中國企業基于低技術和低勞動力成本而形成的競爭優勢構成毀滅性打擊。縱觀中美貿易史我們會發現一條頗為明顯的貿易摩擦加劇和貿易總量增加的并行的變化曲線：盡管針對中國低端商品輸美的“雙反”調查一直都存在著，但中國商品輸往美國，不論在總量還是產品所涉產業領域，都存在著大幅度攀升的情況。因此，對“雙反”調查，既不宜恐慌，更不宜反應過大，自亂陣腳。

　　在中國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為其正式成員的大背景下，中國對貿易摩擦的理解，就需要建立在對國際貿易規則的充分遵循的基礎上，而不是簡單地按照國內市場的政府邏輯構造來加以理解。

　　因此，我們對于美國的“雙反”調查的邏輯反駁，就需要建立在對有關國際貿易規則，尤其是關于傾銷和補貼的規則的嫻熟運用的基礎之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短期范疇內，中國應對“雙反”調查的反應機制應當從世界貿易組織的基本法律規則出發，結合中國自己的產業布局、國內經濟政策、長期形成的外貿規則、美國市場中同類商品的價格構成等諸多因素進行有效的辯論和回應。在“雙反”調查頻頻祭出的時候，中國尤不可自立于國際貿易規則之外。果真如此，將會留下無窮盡的口實而將自己長期所形成的競爭優勢喪失殆盡。而對于產品本身而言，要從根本上對“雙反”說不，中國應從以下幾個層面著手考慮。

　　首先，是時候反思中國長達30年之久的外向型經濟戰略布局了。在經歷了30多年的狂飆突進的商品輸出的增長之后，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頭號外匯儲備國的今天，并且，在人民幣大幅度升值的背景下，中國產品的低端技術構造和低廉勞動力成本構成的模式亟須進行合理調整。因此，降低“雙反”調查的有效應對機制就是開掘國內市場的消費潛能。

　　其次，成功、健康的經濟增長主要源于內部支撐。解決橫亙在國內消費市場培育機制中的歧視性安排，消除同類商品在國內定價畸高的制度性因素，給國內產業的整體升級換代留足足夠的制度緩沖空間，對中國在國際經濟整體大轉型的背景下贏得第二次競爭優勢，意義極為重大。

　　總體來看，防止“雙反”調查頻頻祭出的關鍵在于中國內生經濟布局的合理性，在于中國內部市場的合理化、有序化、制度化的建構。因此，問題不在于是否對“雙反”予以猛烈抨擊，而是在進行符合國際貿易規則的反應的同時，積極反思并重構中國自己的經濟發展戰略，從制度建構的高度消除這一頻繁降臨中國企業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的威脅。（時飛）

來源：中國企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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