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產業危機不是東南亞 甚似東南亞

　　每一場經濟或金融危機，都不是歷史的簡單重復。隨著市場化和全球化的不斷深化，引發危機的諸多因素不斷糾結和復雜化，對社會經濟金融的破壞程度更加難以估量。因此，中國可能毀于一場金融或產業危機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言論并非聳人聽聞。

　　以貴金屬本位制主導貨幣發行的20世紀70年代以前，經濟危機的爆發直接表現為產業危機，包括全球貿易保護盛行的20世紀30年代，解決產業危機要求的只是市場空間，因而往往訴諸于戰爭和國際協調重新開放市場，恢復起來也很快。但信用貨幣下產業危機往往連鎖引發債務危機、銀行危機、貨幣危機乃至金融危機，本質上都是信心危機。而信心的恢復殊為不易，因而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廣泛而深遠。

　　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正是人類進入信用貨幣時代首場產業危機導致的金融危機。特別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更是源于一場產業危機。80年代后期以來的10年中，在拉美債務危機未解的同時，日元升值在推動日本產業全球化的同時也經歷了兩次大起大落以致元氣大傷、經濟持續低迷，而蘇聯解體推動的兩德統一讓德國自顧不暇，剛剛簽署自貿協定的北美也于1994年底開始遭遇墨西哥金融危機打擊。全球經濟基本面的走低，致使東南亞依賴美國信息產業發展形成的電子加工業出口出現全面萎縮。1996年，東南亞出口增長率從22.8%下降到5.6%，泰國更是猛降到3%，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的經常項目赤字占GDP的比重分別為11.2%、8.7%、8.4%、5%，外債占GDP比重分別高達46%、39%、54%、47%，而相當一部分流向房地產投資，各國房地產貸款占銀行總貸款普遍高達20%-30%，致使20世紀90年代初擬定的從勞動密集型產品向資本密集型產品轉型的戰略計劃實施緩慢，經濟增長率從先前的8%-9%急劇下滑乃至出現負增長。由此，東南亞國家由產業危機引發的資本外逃促發了貨幣急劇貶值和資產市場急劇縮水，經歷了比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產業高級化的四小龍大得多的損失。

　　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與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東南亞國家何其相似！全球信用鏈“去杠桿化”引發的全球消費總量下降，以及歐美“再工業化”引發的制造業回流，已致中國的出口環境急劇惡化，而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緩慢。與此同時，持續的房地產調控依然讓房地產開發投資在2011年收獲27.9%的增長，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金額分別增長4.3%和12.1%，這意味著房地產單位面積價格依然在增長，而房地產貸款占商業銀行貸款余額比重依然連續兩年維持在25%。與此同時，鐵路和高速公路建設資產負債率分別高達58%和70%以上，資產負債期限錯配現象嚴重。而各級政府因擔心眾多半拉子工程停工可能造成的資產損失，不得不繼續為后續工程融資，于是受制于政府權力的銀行越陷越深。盡管擁有龐大外匯儲備的中國也許可以避免匯率大幅震蕩，但產業結構調整以及改善銀行和政府部門資產負債表，這顯然比東南亞金融危機難解得多。（楊志榮）

來源：中國產經新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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