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總理溫家寶5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把“實施結構性減稅”作為今年的工作重點之一。
財政部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11年全國稅收總收入接近9萬億元,達到89720億元,比上年增加16509億元,同比增長22.6%。與此同時,財政收入首超10萬億元,達103740億元,增長24.8%。兩項指標遠遠高于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去年GDP增速為9.2%。
全國政協委員、聯想集團董事長楊元慶4日稱:“聯想電腦在國內沒辦法賣得不貴,有17%的增值稅必須加到價格里,但產品毛利率只有15%。”此外,相當部分企業也反映我國的增值稅過高。
如何推動我國的增值稅改革以減輕企業負擔?如何真正實現結構性減稅呢?通過稅制改革是否可以拉動內需、促進經濟結構轉型?針對以上問題,《每日經濟新聞》今天邀請三位專家學者為大家解答。
政府開支大影響稅改
NBD:最近,國內部分企業反映我國增值稅稅率過高,如何推動增值稅改革以減輕企業負擔呢?
賈康:從企業來說,當然是稅負越低越好,這種話我經常聽到。現在已經看到總體的方針,結構性減稅也在實施。重點首先就是放在增值稅替代營業稅,增值稅本身總體稅負的減少,應該還是在繼續研究。我們看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就會明白了,并沒有提到增值稅本身怎樣怎樣,增值稅替代營業稅就是改革的方向。
謝國忠:把營業稅改成增值稅是有一定減稅意義的。對于國內部分商品賣得比國外貴,增值稅高是一部分原因,但不是全部的原因。政府的稅制改革要有一個目標,這個目標要有一個量,而國外一般減稅都說減多少。我們是提了很多這個那個,如果真正去算一下,你會發現其實數字很小,對經濟是沒有意義的。
中國的增值稅改革很困難,因為核心問題是政府開支很難在短期內縮減下來。
孫立堅:在中國制造的很多商品,在我們國內賣得反而比國外貴。按道理說,明明是在中國制造,我們增加了物流成本,賣到國外應該更貴一點,但現在的情況卻是相反的。這與中國稅收制度的不合理是有密切關系的。
聯想這樣的企業,可以通過提高價格來獲取盈利的空間,而其他民營企業就做不到這一點。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他們的盈利能力是非常脆弱的,他們沒有像聯想這種大企業轉嫁成本的能力,所以,在稅負降不下來的情況下,他們會選擇退出產業、退出實體經濟去做高利貸等。中小企業所在的行業往往是殘酷競爭的,不像聯想那樣可以依靠品牌。在競爭激烈的背景下,只要有企業想稍微提高價格,競爭對手立刻會把這個企業的客戶搶走,所以根本抬不了價格。更深的問題需要我們思考,在成本提高而價格很難提高的情況下,民營企業只有從成本上考慮,而勞動力成本提升以后,再要降下來就很困難了。
其實,我們可以考慮給員工漲了工資的企業減少相應的稅收,這樣能夠保證民營企業在成本和收益中有一個利潤空間存在。否則,就會出現產業資本退出產業去搞虛擬經濟,這個是很危險的。如果大家都要求減稅而國家卻沒有足夠的財力進行減稅的話,首先吶喊的就應該是中小企業。
應對壟斷利潤高征稅
NBD:如何才能實現結構性減稅?
賈康:進一步實施結構性減稅,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結構性減稅并不代表我國稅收改革任務的全部,資源稅、房產稅等方面的改革,很有必要得到統籌規劃和設計,和各種結構性減稅措施良性結合、相輔相成。上海從2012年1月1日起先行先試的增值稅擴圍改革,就是一個重要的結構性減稅舉措,我們應在試點取得一定經驗后積極擴大覆蓋面,直至最終對市場全覆蓋。
謝國忠:結構性減稅是有難度的。從整個稅收負擔來說,從政府花錢來說,在經濟上所占的比例,一定是在增加而不是在減少。目前談到的問題,還看不出有趨向性。如果現在政府開支要增加一萬億,最終是不要增加,而是去減這個一萬億,經濟就會好很多。
過去十年,在提高消費方面沒有本質性的改革,本質性改革必須定量。現在全世界搞稅收改革都是有個量,政府要搞改革就要有個量,就是減稅要具體減多少,要展示出來這個錢是怎么跑到老百姓身上去的。稅制改革是很困難的,要改革的話,給企業和家庭減少的負擔,政府要說出一個數來,對提高內需的效果是由這個數來決定的。
孫立堅:結構性減稅就是稅的總量不減,而對有條件的地方征稅,去補貼那些生存困難的、需要減稅的地方,我覺得這種功夫是要下的。結構性減稅牽涉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稅的公平,如果多勞反而是得不了,而是去減那些明明是可以多勞創造收入、卻依靠吃國家老本來生存的企業的稅,這樣的結構性減稅就是一種“養懶人”的現象。另一方面,依靠壟斷、不需要付出勞動就能獲得很大收入的,對這樣的壟斷利潤要給予很高的稅收。對那些盈利能力很弱、在最極端殘酷的競爭市場生存的中小企業,給予相應的稅收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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