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與上海市人民政府部市合作協議簽署暨中國(上海)網絡視聽產業基地開工儀式在上海舉行。同一天,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上海區域總部宣告成立。這表明上海發展“總部經濟”,既注重對跨國公司總部的引進,也注重對國家級產業基地及國家組織、地區級總部的引進,該市創新驅動、轉型發展邁出更堅實的步伐。
近年來,由于越來越多的制造企業關閉或外遷,存在著大城市制造業“空心化”現象。而國際上一些大都市在制造業轉移后的持續繁榮,依靠的是服務業支撐,總部需求所形成的生產性服務成為中心城市經濟中最活躍、最有支撐力的經濟主體。
國內的總部經濟發端于京、滬,其影響近年迅速遍及全國。目前,廣州、深圳、武漢等城市紛紛將發展總部經濟作為新的增長點。各地制訂多種優惠政策,以期吸引海外跨國公司、國內企業巨鱷總部或分支機構“遷都”本地。數據顯示,目前已有347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237家跨國公司投資性公司、332家跨國公司研發中心在上海安營扎寨。全球十大國際集裝箱班輪公司、九大船級社均在上海設立了總部、區域總部或分支機構,1000多家國際海上運輸和輔助企業集聚上海。今年第一季度,上海共設立投資性公司10家,為去年同期的2倍。世界500強企業中的英國石油、日本第一大制藥公司武田藥品,都選擇在上海設立投資性公司。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浪潮,近年來國內一股企業“遷都”熱悄然興起。總部經濟的“經濟效應”顯而易見,其一是產業和稅收的乘數效應,其二是就業和消費的帶動效應。此外,大批國內外企業“遷都”入駐,還能夠提高區域的知名度,加快城市國際化進程。
在經濟全球化日趨增強的背景下,每一個城市的要素條件,特別是資金性質的要素條件呈現出在不同地區之間進行充分流動的態勢。總部經濟是指一個城市創造良好條件吸引跨國公司和外埠大型企業總部入駐,進而集聚各種生產要素和創新要素,提升自身核心競爭力。具備發展總部經濟的城市至少應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基本因素,要么靠近市場中心,要么靠近生產要素和人才的聚集中心,要么接近市場的政策制定和政策監管中心。目前國內符合這些條件的城市屈指可數,主要有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經濟中心城市。
現在有不少城市為了吸引企業“遷都”入戶,提出發展總部經濟的戰略,這勢必將面臨著城市間同質化競爭的局面。如深圳早期得益于政策傾斜迅速成長起來的華為、招商銀行、中國平安等知名企業在發展壯大后紛紛將公司核心部門遷出;而在南京,位于山西路上的蘇寧電器也正在考慮遷往上海,地方政府面臨企業總部外遷的壓力。而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經濟產出和稅收收入的考慮,除了提出改善投資軟環境,提供更優良的公共服務外,更多是考慮給予稅收優惠和政策傾斜的“有差別”待遇,而這勢必給市場競爭帶來不公平秩序。
早在2006年,一份《中國總部經濟回顧與展望》調查報告指出,總部經濟導致城市間惡性競爭,進一步加劇了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差距,有使城市經濟發展空洞化、虛擬化之虞,極易產生經濟泡沫,并導致城市經濟結構脆弱。企業“遷都”做大總部經濟,對于一個城市的意義非同尋常,它不僅能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也考量著一個城市的管理水平,更對服務型政府提出更高的要求。現在一些城市熱衷于總部經濟,眼睛只盯住總部經濟的稅收效應、產業積聚和經濟幅射效應,而對現實的危機與潛在的隱患熟視無睹,這顯然是不可取的。
應該看到,總部經濟是一把雙刃劍,淡漠與狂熱的經營思路都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只為了眼前的利益而不惜犧牲長遠利益的盲目攀比的陋習更應及早摒棄。要看到,過度傾斜的優惠勢必導致過度歧視,使得本地的中小企業面臨生存擠壓;而總部經濟導致的房價、商品消費價格上揚,也會讓當地居民生活成本上升與社會福利下降,從而給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帶來隱患。由于企業“遷都”完全是以企業為主導的活動,且多是跨地區運作,如何突破政策瓶頸、避免行政干預至關重要,尤其是有些城市并不具備總部經濟聚集的條件,卻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切實際建設大量的高檔娛樂休閑場所和超常規發展一些現代服務業,勢必造成極大浪費,也會給城市規劃和建設帶來負面效應。
企業“遷都”熱給政府角色的轉變、管理職能的重新定位提出新的課題。它要求政府進一步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切實改善城市投資的軟環境和硬件建設,包括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完善城市基礎設施,為外來資本、技術和人才的進入清除各種障礙,建立健全激勵機制,靠制度措施確保與國際接軌。(吳學安)
來源:中國審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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