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率逐步放緩，尤其是長期潛在增長率下滑。對外開放過程中，伴隨向世界技術前沿學習、模仿空間逐漸縮小，以及第一次系統性改革紅利逐漸減弱，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持續下降。這些又與人口紅利消失和資本邊際報酬下降疊加，導致經濟增長的傳統動能漸趨消失。我國需要抓住信息技術領域的顯性技術優勢，實現從技術模仿到技術創新的新舊動能轉換，從而促使潛在增長率達到6.5%-6.6%。實現新舊動能的轉換，需要深入推進新一輪結構性改革，以實現十八大提出的“兩個一百年”目標。
經濟增長傳統動能消失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潛經濟增長率在不同時期的推動因素不同。隨著人口紅利逐漸減弱，勞動力的推動作用一直呈現下降趨勢，從改革開放之初能夠貢獻1個百分點的潛在增長率到2015年只能貢獻0.14個百分點。此外，盡管資本的貢獻一直相對穩定，改革開放以來，年均貢獻3.7個百分點的潛在增長率。不過，隨著資本邊際報酬逐漸遞減，2011年以來，資本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也在逐年下降。
在資本和勞動投入之外，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是潛在增長率波動的最主要原因。對外開放以來，向世界技術前沿學習、模仿推動技術快速進步，改革釋放的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和需求持續擴張產生的規模效應對全要素生產率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其中尤為重要的是，開放進程中對國際前沿技術進行的吸收和模仿。近年來，隨著技術模仿空間縮小和第一次系統性改革的紅利逐漸減弱，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持續下降，趕超進程趨于萎縮。
需要看到的是，無論主動調控還是外部沖擊，當經濟總需求疲弱時，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都較慢。如1988年-1992年和1998年-2002年兩個時期，國內消費高漲和外需上升時期，全要素生產率都呈現了上升的態勢。另外，隨著外需增長空間越來越小和以消費為代表的內需仍有待啟動，需求相對不足也降低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因此，傳統模仿性技術進步、改革紅利、需求擴張所產生的規模效應，都呈現弱化趨勢，導致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放緩，加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和資本邊際效益遞減，增長的傳統動能漸趨消失，中國經濟在2011年后進入新常態。
新舊動能轉換的國際經驗
從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來看，經濟趕超導致技術模仿空間變小，工資上升導致出口動能下降，經濟增速必然會放緩，這符合經濟增長的一般規律。不過，增速放緩之后卻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一種是經濟增速雖然下降，但是人均產出還可以持續增長，從而使得一國實現從低收入向高收入轉型。另一種情況是經濟增速下降后就持續不振，人均增長率徘徊在零附近，經濟維持在特定水平，跌入收入增長陷阱。因此，增速放緩并不必然陷入增長陷阱，重要的是進一步挖掘經濟增長新源泉，適時實現新動能的轉換，將經濟增速維持在新的合理水平。當然，對中國經濟而言，既然增速放緩符合一般規律，觸發新動能也并不意味著經濟維持在兩位數水平的高增長，而是維持一個合理的經濟增速，實現人均收入水平持續上升，從而使得中國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新動能對傳統動能的替代，國際經驗主要指向三個方面：
第一，自主研發替代技術模仿。距離世界技術前沿越近，自主研發代替技術模仿的必要性越強。但新技術的研發往往是企業的試錯過程，這就要求進一步發揮市場作用。同時，也要求政府在政策上更多地定位于彌補市場外部性，對創新提供更多支持，特別是提高教育投入、增加知識產權保護等制度供給，以降低企業創新風險。
第二，國內消費替代對外貿易產生的外需。經濟增長帶來的收入提高創造了中產階級，這些人是未來市場需求的源泉。這就意味著經濟增長過程中收入分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在增長初期，收入分配差距很大，中產階級數量小，在外需減少后國內需求不能得到有效補充，就可能導致增長陷入停滯，甚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實際上，中產階級規模擴大引致的內需恰恰和外需逐漸放緩相一致。經濟發展導致工資上升壓縮了原有的外貿空間，但是工資上升卻促進了中產階級的興起，為國內消費增長提供了動力。其中的關鍵在于需求模式能否轉變為工資拉動型。工資上升導致總需求繼續上升，為企業規模報酬遞增提供空間，同時也保證了總供給潛力的實現。
第三，通過研發向國際價值鏈高端攀升。原有低成本的出口模式在工資上漲后受到抑制，致使很多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需要通過新技術研發提高生產率，從出口低附加值產品到高附加值產品，提升國內產業結構。
中國經濟新動能的可能方向
在世界技術進步放緩的背景下，挖掘舊動能、構建新動能，將是我國實現長期持續增長的關鍵，應著力于實現下面幾個方面新動能的轉換：1以技術前沿創新代替技術模仿；2以人口質量紅利代替人口數量紅利；3以技術創新導向的民間資本設備投資取代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4以質量提升為導向的農業現代化和深度工業化代替原來數量擴張為導向的農業產業化和工業化；5以攀升國際價值鏈的新型開放和提升國內居民消費水平取代外需的數量擴張；6以城市群一體化為代表的深度城市化代替簡單數量增加的城市化；7以新一輪結構性改革紅利提升原有改革紅利。實現上述七大動能轉換，技術創新是先導，改革是基礎。
第一，世界技術增速放緩下，中國在信息技術領域具有前沿創新的巨大潛力。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國際上廣泛期望出現一次技術革新，推動全球經濟復蘇。但是，當前世界創新投入和創新成果似乎都預示著，新的技術革命還沒有孕育成熟，世界經濟仍處在信息革命的深化期。從創新投入來看，世界上研發能力最強的公司集中在計算機和電子設備行業，其他領域相對較少。據歐盟調查，在企業2014年-2017年的研發投資預期中，相比以往，僅有以現代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硬件和設備制造業研發投入上升，在其他領域，企業都預計將減少研發投入。從專利申請代表的創新產出來看，相比于本世紀初，世界主要創新型公司僅在信息技術的專利活動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他技術領域呈現下降態勢。
在世界技術進步放緩、仍處在信息技術深化的大背景下，我國前沿創新也應集中于信息技術領域。幸運的是，我國在這一領域具有比較優勢。中國企業在信息通信技術相關的4個技術類別中擁有顯性技術優勢，包括“電信、數字通信、基礎通信和計算機技術”。在這些領域實施自主研發戰略，在生物技術等領域加快模仿創新，以穩健的科技創新戰略迎接下一次技術革命的到來。
第二，開發質量紅利為特征的第二次人口紅利。隨著勞動力數量出現拐點性變化，我國勞動力優勢不再，第一次人口紅利消失。同時，勞動供求關系日趨緊張，即使國家調整生育政策也無法在短期內徹底扭轉人口數量紅利的消失。通過提高人力資本水平和延長勞動時間，我國仍存在第二次人口紅利。長期來看，應從提高勞動力的質量和效率，人力資本的教育程度、健康狀況、勞動遷徙以及職業培訓和技能等關鍵要素著手；中短期來看，應實施漸進式延遲退休，提高中老年群體的勞動參與率，挖掘“夕陽紅利”。
第三，技術創新導向的民間資本設備投資取代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從模仿趕超轉化為創新引領，對物質資本投資內容和投資主體提出了與以往完全不同的要求。在這個過程中，建筑安裝工程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邊際遞減，特別是基礎設施建設，近兩年較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比以前減小了很多。為此，我國需要從基礎建設投資為主轉向設備投資為主。同時，在投資主體上，考慮到民營企業相對國企在創新試錯中擁有比較優勢，物化前沿技術進步的設備投資應主要由民企完成。
第四，借助ICT技術及應用提升質量導向的農業現代化和深度工業化。從國際經驗來看，深度工業化是“二戰”之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經驗。過早地服務業化實際上阻礙了經濟持續增長。一方面，服務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速較低，另一方面是因為過早地服務業化往往集中在餐飲等低附加值的服務業領域，會進一步拖累經濟增長。當前，中國并未完成工業化發展階段，也未進入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特定發展階段。驅動服務業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只是金融業和房地產業這兩大部門。最近十年來，金融業的增加值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重由2004年的9.94%上升到2015年的16.83%；房地產業的增加值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重由2004年的5.15%上升到2015年的12.09%。除了金融、房地產和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的增加值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重上升之外，其他部門增加值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重均呈現停滯或顯著的下降態勢。由于驅動中國服務業增長的主要動力只是金融業和房地產行業，維持中國今后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源泉不能簡單寄托或完全依賴金融業和房地產行業的泡沫式擴張，而是需要通過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深度融合來引致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持續發展。我國正處于由工業低端化向中高端化的關鍵轉折期，這決定了中國現階段工業高端化所帶來的高質量投資，是中國經濟新動力的重要源泉。
深度工業化之外，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絕對值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巨大，這意味著通過逐步改革來促進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的穩步提升，能夠釋放較大的投資空間。但是因規模化、工業化生產受到諸多制約，農業部門對中國經濟新動力的支撐作用需要在較長時期之內逐步加以釋放。一、二、三產業融合將為中國經濟新動力的形成提供重要支撐。
第五，在出口總量擴張速度趨勢性下降的背景下，需要考慮出口的內涵提升。國際市場規模擴張和我國所占份額增長是推動我國出口增長的兩個基本力量。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經濟形勢的低迷使得國際市場規模擴張速度急劇下降，這使得我國出口增長愈發依靠在國際市場上所占份額的增長。隨著我國在發達市場上替代原有供給者過程趨于完成，所占市場份額的增長速度急劇下降，出口增長的傳統動力喪失。新市場開拓戰略對我國出口增長動力只能帶來一定程度上的邊際貢獻，并不能彌補因為發達市場上替代過程趨于完成所帶來的動力減弱。因此，我國制成品出口乃至貨物出口的增長速度下降必然是一個長期性的趨勢性現象。
在增速放緩的大趨勢下，就要求提高出口的國內增加值含量，以此提升出口增長對國內增值活動的拉動作用。這需要依靠兩個方面的變化：一是通過全球價值鏈位置上的提升，促進我國制成品出口中國內增加值含量；二是強化制成品出口對國內非制造業的間接拉動作用。上述兩方面具有共同的指向，就是通過國內產業調整和升級，提高機器設備、零部件和生產性服務等行業的供給能力和競爭能力。這樣才能提高單位制成品出口增量對國內生產增值活動的拉動作用，包括對制造業自身增值活動的直接拉動，以及對非制造業特別是服務業的間接拉動作用。這種對國內零部件和生產性服務的提升，可以依靠信息通信技術的深化為技術基礎，以國內制造業高端化和三產融合為載體實現。
第六，隨著資本邊際報酬遞減，利潤驅動型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需要向工資推動型轉變。我國當前的總需求模式是利潤驅動型。改革開放以來，因為工業用地、公共資源等的價格偏低，我國利潤份額持續提升，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利潤份額提高、收入份額下降抑制了消費需求和凈出口主要機制是導致了進口上升超過出口上升，不過這也大幅度提高了投資，從而導致總需求擴大。這種擴大與生產側投資拉動了50%左右的潛在增長率正好對應。
但是，隨著資本邊際報酬下降，投資動力將會逐漸下降，利潤拉動的需求模式就成為了潛在增長率提高的限制，我國需要從利潤拉動型模式走向工資推動型模式，通過初次分配中工資性收入的提高，擴大中產階級比重，提高消費，為增長創造需求空間。這也是國際上轉型成功國家所提示的一般性經驗。然而，目前我國工資增長對投資具有較強的抑制作用。為了抵消因利潤減少而導致的投資減少，就需要輔之以結構性改革。
第七，我國的城鎮化水平量高于質，深度城市化將為經濟增長帶來新的動能。除了打破戶籍限制、縮小地區和城鄉差距等常規性區域政策之外，重點可以通過城市群一體化的方法進一步推動城鎮化質量提升。城市群強調通過區域產業關聯形成城市間互補。現在我國城鎮化主要是人口數量的集聚，在空間上出現了一些城市的簡單集聚，但是，并沒有形成在經濟上的不同城鎮之間的強強聯合和分工。這里面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不同城市之間會存在著行政區劃的界線。這些行政區劃通過高速公路收費站等有形的或無形的形式阻礙了資源的流動，出現了大量鄰近城市產業結構雷同、區域發展不平衡等現象，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通過摒棄簡單的行政區劃限制，實現公共服務設施互聯互通、共建共享，發揮城市群在資源配置的功能。一方面在需求角度可以擴大市場規模，發揮規模效應，另一方面在供給角度可以進一步發揮聚集效應，提升經濟效率。
第八，經濟增長的關鍵是如何從舊動能進行轉化，這需要調整社會的激勵機制，將資源從舊動能帶到新動能，將市場主體和政府的行為模式向新動能調整。構建與新動能激勵相容的機制體制是改革的核心任務，通過改革釋放新動能。
新動能載體的增長潛力
憑借我國在信息技術領域的優勢，加速提升該領域的制造技術，通過擴散效應推動整體技術進步有較大的增長潛力。在信息技術領域中，電氣與光學設備對我國經濟影響最大。當電氣與光學設備的技術向前沿面靠近10%，GDP比原來多增長0.290%；靠近20%，多增長0.573%；靠近50%，多增長1.383%；完全達到世界前沿，GDP比原來多增長2.612%。
與信息技術應用相關聯的數字化產生的新業態對潛在增長率也會有重要貢獻。預計在2016年-2020年間，智慧農業能夠提升GDP增長率0.010-0.011個百分點；第三方物流能夠提升0.008-0.013個百分點；網上零售業能夠提升0.471-0.742個百分點；文化新業態能夠提升0.023-0.098個百分點；在線醫療能提升0.001-0.006個百分點；在線旅游能夠提升0.006-0.236個百分點。在這六大新業態中，網上零售業對GDP的提升作用最大。總體而言，以智慧農業等為代表的六大新業態預計在2016年-2020年間將幫助中國提升0.662-0.919個百分點的增長率。
新產業和新業態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可以通過城市群一體化來放大。從提高城市群一體化促進經濟增長的程度看，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哈長城市群和關中城市群一體化程度提升對GDP有較大影響。從單個城市群增長對其他城市群影響的外溢性來看，長三角城市群的外溢性最大。綜合一體化和外溢性，長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作為區域新增長極的潛力較高。
綜合上述分析，在勞動力數量和外部環境等不發生重大趨勢性變化的前提下，啟動新動能，我國未來5年潛在增長率在基準情況下可以達到6.5%-6.6%，在較為樂觀的情況下能夠達到6.8%-6.9%，在技術全面處于世界前沿水平這種最為樂觀的情況下則可以達到8%。
在長短期平衡中構建激勵相容的機制體制
實現新舊動能的轉換，就是要從政府主導推動的技術模仿趕超為基礎的增長動能向市場引導的技術創新為動力的新增長機制轉變。實現這一轉變，最重要是要加大改革力度，重塑微觀創新主體，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縮小政府的職能范圍，將更多領域的資源配置交給市場，政府從經濟發展方向的引領者走向支撐者。構建與創新引領相一致的制度基礎。同時，改革也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宏觀環境，在長短期平衡中穩步推進新動能的轉換應當成為短期政策的著眼點。
將適應技術模仿追趕型的經濟治理模式改革為適應前沿創新的經濟治理模式，這次改革是中國系統性改革的第二次起航，難度遠遠大于上一次改革。新一輪的改革需要注意的兩大原則是存量改革和系統性改革。與上次改革不同，這次改革將從增量改革過渡為存量改革。從1978年開始的第一輪系統性改革，在以經濟總量迅速提升為導向的趕超理念下，在保持原有利益格局基本不動的前提下，引入新的增量，例如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這些企業在政府允許的特定領域內，通過開放獲得對國際前沿技術的模仿，通過再出口迅速提升經濟總量。正是這種增量改革為主的性質，在原有的改革中，地方政府相互競爭，從下而上的自發性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可以充分發揮不同主體的積極性。因此，在這種改革中，“先上車后補票”的現象有合理性。但是，現在我們的模仿空間逐步縮窄，需要在世界前沿與歐美發達國家競爭，而不是原來模仿階段和第三世界國家競爭。這就意味著模仿階段原有經濟主體的行為模式和利益格局并不適應這種情況，需要全面調整激勵機制和利益格局，從模仿行為走向創新行為。這就要求全社會通過存量改革釋放資源，從模仿向創新發展。既然是存量改革，就是全面、系統，需要從頂層設計來推進的，防止原有改革模式中過度碎片化的形式。
在各個方位需要全面改革的過程中，最為核心的是重塑政府和市場的邊界，縮小政府職能范圍，建立創新導向的市場機制。我國原有通過模仿獲得技術進步的動能逐漸消失了，新動能需要來自于自主研發。動能轉換需要重新界定市場和政府的邊界，進一步理順市場和政府的關系。這種重新界定并不意味著原來我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不清楚，而是需要構建適應原創性創新的政府和市場環境，逐步改變模仿型技術進步中的政府和市場關系。
一方面，政府的職能范圍需要逐步縮小，更多將試錯空間留給企業，提升企業和市場在創新中的主體地位，而不能像原來模仿階段，因為能夠看得清未來的發展方向，就進行政府主導的戰略。另一方面，政府的職能方向需要調整。在趕超階段，政府更需要的是進行基本的基礎設施建設，例如公路、通信等方面。通過這些方式，可以降低企業出口的固定成本，促進出口和學習，提升生產效率。在創新階段，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性開始下降，企業更需要關注的是融資和風險分擔等問題。這就是為什么我國幾年來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率日益減小。政府需要更多地提供社會風險分擔功能，為試錯提供更多的空間。
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場關系應從財政和國有企業兩方面入手。財政是政府直接干預市場的手段。通過財政支出，政府承擔了不同時期應該承擔的功能；通過稅收，政府改變了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分配。在我國，政府可以通過對國有企業經營領域的限定來干預經濟活動，同時可以用國有企業的收入上繳來改善自身的收入結構。因此，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將更多空間留給市場引領企業試錯需要重構中國的財政體制和國有企業。
系統性改革還需要改革金融領域，放松企業的外部融資約束，為工資上漲騰出利潤空間；改革要素市場，推動資源等要素價格的市場化，以減少要素價格扭曲；改革以規模為導向的產業政策，轉向行業發展過程中的市場失靈；在提高教育投入的同時，以全面創新為目標，設計提升勞動投入質量的政策；進一步強化產品標準和市場監管，提升產品品質；發揮國家、企業和科研院校的創新積極性，建設高效能國家創新體系。
為了能讓改革落地，平穩實現增長動力轉型，還需要短期宏觀經濟穩定。但是需要注意，制定宏觀政策必須要考慮到長短期的平衡，在政策取向上與長期改革相一致，盡量避免短期穩增長政策對長期改革的影響。短期政策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短期內以穩杠桿為主，維持較為寬松的流動性。今年以來，我國流動性供給增速較快。在信貸加基建的傳統增長模式穩定經濟而市場內生新動能尚待啟動的大環境下，急于降杠桿會導致信貸快速收縮，勢必會對穩增長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因此，今年還需要保持較為寬松的流動性。但是，這也不意味著我們應該進一步擴大信貸供給。
首先，由于以往的歷次經濟刺激以財政和貨幣手段加大投資特別是信貸投入，使得微觀經濟主體積累了很高的杠桿，在經濟增速下降背景下，繼續進行大規模需求刺激會提高杠桿率，從而導致泡沫進一步聚集，使得原有的金融風險進一步加劇。
其次，當前經濟流動性偏好上升。企業或個人獲得信貸，會進入流動性更強的金融領域而不是長期投資于實體經濟，貨幣灌溉并不能起到很好的刺激作用。因此，未來需要以穩杠桿為主，保持適度流動性供給的同時，防止杠桿反彈和累積。
流動性供給與去產能緊密聯系。我國政府和居民還有較大的加杠桿空間，可以通過鼓勵發債和貸款等方式來適度擴大杠桿率，以便為企業降杠桿提供空間。在維持杠桿穩定的環境中應首先進行過剩產能的清理。我國的過剩產能并不完全是市場自發形成的結果，很大程度上是學習模仿期間，政府行為所致，特別是地方政府推動的規模發展模式導致了產業雷同，產能過剩。這種情況下，僅僅依靠市場并不能完成去產能，還需要政府的推進。通過去產能提高行業景氣度，促使企業自發降低杠桿率。
第二，財政還需要維持較為寬松的態勢，但支出結構應向改革目標趨近。積極財政政策帶動的基建投資在2016年經濟增長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政府投資的乘數效應并不明顯，消費增長率維持在低位，民間投資增速急劇下滑。在外貿持續低迷，市場內生動力啟動不足，新舊動能轉換還需要時間的環境下，要維持一定的總需求，穩定經濟增長，保持良好的就業態勢，還需要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維持積極的財政政策。
在保持積極態勢的同時，財政支出需要更加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導向。支出方向上，在保證前期基建項目順利進行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各級政府對產能過剩產業分流職工的安置支出，抵消轉崗等收入沖擊對消費的影響，穩定消費，提高總需求水平。同時，加大財政對產業基金的支持，促進資金從虛入實。例如，加大政府財政出資結合民間資本構建各類產業基金，一方面扶持新技術和新業態來提升傳統產業，發展新產業，促進結構調整，提升產品品質，另一方面通過幫助民間資本分擔風險，提升民間投資的風險偏好，促進民間投資。
第三，為了維持國內穩定的宏觀環境，需要密切關注國際資本流動，防范國際風險。雖然人民幣國際化是未來的大趨勢，但是，在當前內生增長動力還不充分，需要利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持續增長的背景下，政策選擇應先國內后國外，不能盲目放開資本項目，擴大人民幣匯率波動，致使資本大幅度外流，干擾國內經濟和改革。
轉自：中國證券報
【版權及免責聲明】凡本網所屬版權作品，轉載時須獲得授權并注明來源“中國產業經濟信息網”，違者本網將保留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的權力。凡轉載文章及企業宣傳資訊，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觀點和立場。版權事宜請聯系：010-65363056。
延伸閱讀
上半年汽車工業多項經濟指標創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