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國應對全球貿易新規則進行跟蹤研究和評估,把握國際貿易與投資新規則的前沿和發展趨勢;其次,最大限度地設置談判紅線和尋求彈性承諾,有效保護本國核心利益;第三,關注長期發展議題,探索提出基于發展中國家利益的貿易新規則。中國應主導制定與推動反映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利益需求和比較優勢的適度規則,一方面強調應保障促進發展的政策空間和規制主權,另一方面強調應消除對發展中國家的各種貿易干預措施,從而倡導構建一個全面、平衡、公正、包容的全球治理制度體系;第四,實施對沖與反制戰略,以“一帶一路”等重大倡議和行動回應TPP新規則的挑戰。
當前,關于全球經濟治理的“規則競爭”日益激烈。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為實現本國貨物、服務與資本在全球新型生產體系中的擴張,在“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國際服務貿易協定”TISA談判中大力推動以“邊界內措施”為主的的新商業規則,試圖謀取全球經濟治理的主導權,進而達到統籌全球價值鏈、強化本國核心競爭力和約束新興經濟體未來經濟發展的目的。在此背景下,中國一方面應以開放、包容、與時俱進的態度深入認識新規則的含義與影響,克服保守理念,通過對接全球貿易新規則實現“以開放促改革”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戰略;另一方面,中國應認真研究提出基于發展目標與利益的貿易新規則,提升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
全球貿易新規則的背景與特征
全球貿易新規則的產生與演進,是對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新型生產方式的變化以及隨之而產生的對“新一代”貿易與投資政策的需求的制度反應。傳統的國際生產與貿易方式是“國內生產、全球銷售”,因而國家之間聚焦的問題是如何形成在互惠基礎上的市場準入,由此貿易協定的重點也就在于相互削減關稅、配額、貿易許可等“邊界壁壘”。但進入本世紀以來,國際生產與貿易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全球生產、全球銷售”已成為新型模式,隨著工序分工、合同制造、服務外包、全球采購、垂直專業化投資等方式的興起與擴散,以產品內分工為核心的全球價值鏈已經成為當代國際分工的主流。由此,占據其高端地位的西方跨國公司與政府關注的焦點性議題也就由“全球銷售”轉為“全球生產”,從而實現全球供應鏈的無縫對接、成本降低以及核心競爭力的提高。
因此,影響全球生產的主要制度性壁壘不再是以關稅、配額、許可證等傳統貿易政策工具為主的“邊界措施”或稱為“第一代”貿易政策,而是涉及深層經濟一體化的各種“邊界內措施”或稱為“第二代”貿易政策,特別是各種國內規制政策措施,包括:標準、監管、商業慣例、營商環境、法律法規制度和司法體系等。這些措施由于不同國家政府對公共政策的目標設定和執行程度的不同而形成廣泛的差異。因此,發達國家試圖通過所謂“高標準”貿易與投資協定對各國的邊界內措施進行規制協調與一體化,首先達成一些共同認同的最低標準與規則,進而逐步實現向更高標準與規則邁進。這種規制融合主要包括四個方面:1標準水平協調,如技術性貿易壁壘和衛生及動植物檢疫;2準入水平協調,如商業存在形式的服務貿易、投資、政府采購;3競爭水平協調,如知識產權、競爭政策、國有企業、電子商務、勞工、環境;4治理水平協調,包括透明度、反腐敗、監管一致性、行政與司法制度。
已達成的TPP協定就是鼓吹與推行貿易新規則的典型范例。它試圖創立一整套基于公平貿易理念、以全球價值鏈為基礎、以國內規制一體化為核心的國際貿易與投資新規則體系。因此,TPP是一個帶“牙齒”的協定,它體現出很強的對國內政策主權的侵略性與壓迫性,從而使成員方能夠保留的國內政策空間越來越少。
全球貿易新規則的內容與影響
全球貿易新規則進一步推進了貿易與投資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增強了監管政策的透明度與協調性,并促進了各國深層次的結構性改革。但同時不可忽視的是,這些基于發達國家和西方跨國公司商業利益的貿易新規則將可能增加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的實施成本,并削弱其貿易與投資競爭力。我們以已達成協定的TPP條款為例,分析其主要內容與影響。
首先,TPP在服務貿易、投資、政府采購、國有企業領域采取“清單”準入或活動列明方式,形成新的“棘輪式”開放承諾模式。TPP協定中的服務貿易與投資的市場準入共有兩份“負面清單”準入前國民待遇,其中一份是“當前措施”,包括該締約方關于未來不再收緊有關措施以及實施自由化的承諾,另一份是締約方在未來保留完整自由裁量權的措施和政策。在“政府采購”章節下,協定還設立了關于政府采購的實體和活動的“正面清單”,即政府采購國別減讓表。它包括所覆蓋的中央政府部門、次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部門、其他實體國有企業、事業單位等詳細名單以及所覆蓋的不進行政府采購的商品和服務清單。最后,在“國有企業與特定壟斷企業”章節下,協定開創了國有企業不符活動的“負面清單”,詳細描述了所列明的各國國有企業接受政府非商業援助和進行非商業性經營的不符活動范圍與措施。“清單”模式使成員方的市場開放只能增加,而不能倒退。
其次,TPP協定在“規制融合”類的新條款與規則上設定了高標準,提高了對發展中國家的制度性約束和對發達國家的“合法”保護程度。
最后,TPP協定引入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ISDS,賦予了外國投資者挑戰東道國法律的權利。
全球貿易新規則的推進方式
美國等發達國家最初期望通過WTO“多哈發展回合”談判將“邊界內措施”議題納入多邊貿易體制,并促成貿易新規則的達成與實施。但多哈回合自2001年發起后舉步維艱,至今尚未結束,同時由于成員方意見不一特別是部分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的強烈反對,始終未能就新規則展開談判,投資、政府采購和競爭政策等最初設定的一些議題甚至退出了“多哈發展議程”。因此,近年來發達國家著力將推進全球貿易新規則的努力轉向WTO多邊主義以外的方式。
第一個方式是區域貿易協定。美國推動的TPP和TTIP兩個巨型自由貿易協定FTA就是典型代表。第二個方式是諸邊或復邊協定。目前在WTO框架下所進行的復邊談判,包括:“政府采購協定”GPA、“環境產品協定”EPA、新一代“信息技術產品協定”ITAII就是推進新規則與新領域的“探路者”。此外,WTO框架外的“國際服務貿易協定”TISA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促進新規則談判的準復邊協定。美國等發達國家均是這些協定達成或談判的參與者與主導者。第三個方式是雙邊投資協定BIT.
中國的應對策略與建議
第一,對全球貿易新規則進行跟蹤研究和評估,把握國際貿易與投資新規則的前沿和發展趨勢。主動加強對TPP條款蘊含的國際經貿新規則的研究和理解,同時對協定中相關議題的市場準入要求、規制與紀律融合程度進行評估,考察中國現階段相關的立法與執法情況及與TPP條款的差距,分析對TPP規則的適應程度,就可能出現的問題進行風險評估,并設立風險預警機制。此外,提前針對TPP高標準條款可能對我國造成的各種沖擊制定應對預案,在國際規則許可的范圍內,考慮采取必要的保障與應對措施保護國內受沖擊的產業。
第二,最大限度地設置談判紅線和尋求彈性承諾,有效保護本國核心利益。應努力做好風險評估與壓力測試,以設置例外條款、爭取豁免權、爭取較長過渡期、實施貿易救濟等形式弱化約束力太強的規則,回避目前尚無法接受的承諾與規則。例如,在實行投資市場準入負面清單時,可就敏感領域采取禁止進入或限制市場主體資質、股權比例、經營范圍、經營業態、商業模式、空間布局等管理措施;在國有企業領域,可使用例外清單列明服務于國家戰略、保障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運行、發展前瞻性戰略性產業以及承擔重大專項任務的國有企業,并保證其中國有資本控股地位;在政府采購領域,可通過雙邊磋商與談判嚴控中央和次中央級別采購開放實體,同時為敏感產業的國有機構爭取永久或一定期限的爭端豁免權;在金融、電信、知識產權、勞工、環境等領域,可要求獲得更長的過渡期以便統籌規劃、分步執行、逐步滿足國際協定中的相關要求;在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問題上,明確要求先窮盡國內法律救濟后方可向第三方仲裁機構提起訴訟。
第三,關注長期發展議題,探索提出基于發展中國家利益的貿易新規則。在當今全球價值鏈快速發展的背景下,中國除了通過政策變革參與和融入新型國際生產體系外,還應關注其特殊利益訴求,包括:在全球分工中捕獲公正的收益、帶動國內附加值的關聯增長、創造就業和提高勞動技能、構建長期生產能力和促進知識與技術擴散和升級。此外,中國還應特別關注在全球價值鏈中的風險管理,例如易受外部沖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社會、環境、勞工、安全和公共健康等社會問題。這些發展中國家所關切的問題并未充分反映在發達國家主導的TPP等新貿易與投資協定中。中國應主導制定與推動反映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利益需求和比較優勢的適度規則,一方面強調應保障促進發展的政策空間和規制主權例如農業安全、反壟斷、公共健康等,另一方面強調應消除對發展中國家的各種貿易干預措施例如出口技術限制、農業補貼和國內支持、自然人流動等,從而倡導構建一個全面、平衡、公正、包容的全球治理制度體系。
第四,實施對沖與反制戰略,以“一帶一路”等重大倡議和行動回應TPP新規則的挑戰。當前,中國倡導建立的金磚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一帶一路”倡議、“國際產能合作”以及“工業合作伙伴計劃”以平等互信、互利共贏為理念,以促進長期發展為導向,以提供硬件公共產品為依托,以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為突破口,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真金白銀的實惠與預期收益,為打造當代責任與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嶄新的理念與路徑,也為改革21世紀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并最終建立一個公平公正、多元共治、包容有序國際經濟新秩序開辟了嶄新的格局。這與TPP不顧各國國情一味推進貿易新規則而實現美國式經濟自由化模式的思路與路徑形成了鮮明的反差。中國應努力將這些重大倡議與行動成果上升為新的理念與模式,為全球經濟治理規則作出新的制度貢獻。
轉自: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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