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資產泡沫，一定要把握好度，有些是長期的問題，不能期望短期內得到徹底解決。在經濟轉型和資本過剩雙重背景下，金融業快速發展不可避免，但經濟過度虛擬化會對經濟健康發展帶來更多負面影響。而房地產業除了帶動地方政府稅收和相關下游產業的投資外，對提高生產率沒有絲毫貢獻。所以，從阻止實體經濟與金融業發展脫節、改善經濟分化產業分化的角度看，進一步促進實體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發展、抑制金融房地產業過快發展，是十分必要的。
“抑制資產泡沫”罕見地出現在被視為觀察中國宏觀政策方向最佳窗口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在降成本方面，重點是增加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抑制資產泡沫和降低宏觀稅負。
當前，資產泡沫主要指房地產泡沫，導致實體經濟利率過高，企業不愿投資實體，轉而去買金融產品，或炒房。今年以來，居民購房杠桿率大幅上升。房價一旦下跌，會給銀行造成壞賬，給居民財產性收入造成巨大的沖擊。債市也有類似情況，信用債價格虛高，剛性兌付難以打破，這些都會對實體經濟造成傷害。
看上半年經濟走勢，從穩定增長的思路看，需求和供給兩端都不能少。正如中央政治局會議最新確定的，一面適度擴大總需求，一面則要堅定地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結構轉型。而擴大總需求離不開投資，尤其在經濟艱難轉型時要維持一定速度的增長，擴張財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投資增長，其作用不可或缺。但是，釋放的投資增量必須要引向實體經濟。
2014年以來的寬松貨幣政策和寬裕的市場流動性，使資產泡沫嚴重，而流動性始終未能充分進入實體經濟。這不僅使貨幣政策失效，還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帶來極為不穩定的金融環境。有分析人士梳理了多家銀行的年報，發現“信貸資產呈進一步萎縮趨勢”在中小銀行表現更為突出。貸款在總資產中的占比進一步下降，有的甚至不足30%。由于優質信貸資產難覓，銀行不得不把大量資金配置到如信托、證券、保險及資產管理公司發行的信托受益權項目及銀行同業發行的理財產品和債市上評級較高的債券，由此逐漸形成一個金融閉環，“貨幣空轉”現象越發明顯。
十八屆三中全會早已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但這一改革方向，在執行中步履蹣跚。國內銀行業很早就提出要加強金融機構的商業性和獨立性，政企分離、政銀分離、銀企分離。但實情是情況非但沒有改善，反而更嚴重了。此前央行調查顯示，國有商業銀行至少有30%的不良貸款是各級政府干預所致，還有30%的不良貸款是對國企的信貸支持所形成的。可見，政府、企業和銀行之間形成的利益共同體，對銀行造成的傷害極深。這種格局不變，實體經濟特別是在國企存在的市場風險，將更多傳染給銀行，勢必增加爆發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可能。
有組數據很能說明問題：自“超日債”違約打破剛性兌付以來，目前共有16家企業發行的25只債券實質性違約，涉及金額超400億。今年以來已有10家企業發行的18只債券違約，違約金額為169億。央企、國企債券違約占比近六成。截至上半年，銀行間市場債務融資工具存續規模9.3萬億，今年迎來集中兌付高峰期，約有4.45萬億需到期兌付，下半年債券市場將面臨較大的兌付壓力和再融資壓力。
由于前些年的投資泡沫，有名無實的低效資產和龐大的不良債務積累到資產負債表，市場擔心現在不處理僵尸企業，經濟就有可能陷入資產負債表危機。僵尸企業的關鍵問題是債務，這已成為金融機構的荊棘。財政部長樓繼偉說得很清楚了，政府財政不會輕易兜底，“部分企業債務高，發生違約，但沒有爆發系統性風險，政府需要防范發生系統性風險，防止一些大而不能倒的機構發生風險。”
原日本經濟產業省官員、CIDEG特聘研究員津上俊哉日前專門介紹了日本處理僵尸企業的經驗教訓，并對中國處理僵尸企業和產能過剩提了一些建議，比如徹底處理不良貸款；在讓債權人履行其責任之前，須讓公司股東履行有限責任100%減資；公共財政應發揮更大作用，但財政負擔要向中央而非地方政府“傾斜”；加快推進戶籍制度和社會福利改革，增強福利制度的可攜帶性；低效企業停止技術改造等等。這些建議很有建設性，但筆者以為，由于我國僵尸企業大多屬于國企，與很多金融機構一樣擁有官方背景，因此，有效清理僵尸企業的根本之道，還是痛下決心加大力度推進國企改革。
抑制資產泡沫，首先當然是加強監管，在金融產品供給領域，加大供給規模，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使那些金融產品不會出現虛幻的牛市格局。抑制資產泡沫如果處理不當，有可能會適得其反。所以，抑制資產泡沫，一定要把握好度，有些是長期的問題，不能期望短期內得到徹底解決。
抑制資產泡沫要配合去產能等五大改革任務，如措施相互配套，市場就會有比較好的預期，大家長期投資的信心也能增強。比如有銀行業反映“營改增”后導致大幅增稅，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稅基拓寬，征稅業務范圍變廣，以往營業稅的免稅范圍變窄；二是稅率提升，由營業稅時代的5%升到增值稅的6%；三是稅種變化，從地方稅變為國稅，稅收征管的“彈性”可能降低。前兩點對稅負提升的影響最為直觀；而據實際調研，對銀行業稅負影響最大的是第三點。多位銀行人士表示，后續不排除提高資金價格，把稅收加進去的可能。過去五年，銀行業利潤增速已從36.34%銳減至2.43%。正因如此，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降低宏觀稅負，而日前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也強調要確保金融業“營改增”稅負只減不增。
在經濟轉型和資本過剩雙重背景下，金融業快速發展不可避免，但經濟過度虛擬化會對經濟健康發展帶來更多負面影響。而房地產業除了帶動地方政府稅收和相關下游產業的投資外，對提高生產率沒有絲毫貢獻。所以，從阻止實體經濟與金融業發展脫節、改善經濟分化產業分化的角度看，進一步促進實體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發展、抑制金融房地產業過快發展，是十分必要的。
盡管中國經濟政策將會兼顧擴大需求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平衡，但判斷中國經濟前景不能局限于投資思維，還應看到中國經濟正在發生的結構變化：從“投資社會”轉向“消費社會”。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上半年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73.4%，這個水平已在向發達國家靠近了。在一個有13億多人口的超級新興市場，每次消費升級都會對市場帶來巨大影響。層次不斷提升、規模不斷擴大的消費需求，正是我國未來可長期依靠的發展動力。
轉自：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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