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當前理論研究層面的主流觀點之一是長期以來,經濟政策是注重擴大內需,結果導致了目前國民經濟的一系列問題,因此,現在需要注重供給面的改革。
首先,需要給予肯定的是,提出這一觀點的專家學者本著為國為民的目的,提出了新的理論觀點和政策建議,這是必要的,也是值得鼓勵的。
但是,我們同時也必須注意“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就是在強調供給側的時候,忽視了需求側的問題。
因為就國民經濟整體而言,它既包含供給,也包含需求。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那樣,它們是一個硬幣的兩面,缺一不可。
供給側與外貿關聯
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它的供給側也好,需求側也好;它的繁榮也好,危機也好,都不僅僅是中國自身的問題,同時也是包括中國在內、同時又獨立于它之外的、這個外部體系的問題。而外貿,則是中國與世界經濟連接的最重要手段。
以眾所周知的鋼鐵產能過剩為例,如果沒有前些年原材料的大量進口,怎么可能出現如此嚴重的產能過剩呢?
可見,我們之所以有現在的8億噸鋼的產量,或者10幾億噸鋼的產能,固然有國內主流觀點學者指出的供給側的問題,但是,我們從更大的供給側,即國外鐵礦石等資源能源跨國公司的大量進口,顯然是一個更嚴重的問題。也就是說,把中國作為封閉經濟來看的話,中國的鋼鐵企業是供給側;考慮到國際貿易的話,它們就變成了需求側。因此,解決中國產能或產品過剩的問題,不能僅從國內的供給側(鋼廠)方面想對策。
由于中國的鋼鐵企業具有國內供給側和國際需求側的雙重身份,因此,它們對其產能或產品的過剩是有一定責任的。
為什么是一定責任,而不是全部責任或主要責任?
因為它需要有龐大的市場與其產量相配,它需要眾多的消費者來購買。在這個意義上,決定它的產能或產品是過剩還是不足;如果過剩,它過剩百分之多少,這些問題不能單聽鋼鐵企業的,還要看需求側的情況。
我們不妨做一個類比: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鋼產量達到了1億噸,人均1噸,到現在為止,這個比例維持了40多年。按照人口計算,中國是日本的10倍,人均1噸鋼,就是13億噸。雖然日本鋼材也有出口,但是中國國土也比日本大20多倍,人均1噸鋼的產能究竟算不算過剩呢?要壓縮到多少才合適呢?
因此,我國之所以鋼鐵產量或產能過剩,一個是對國外供給側缺乏有效的約束,其體現是進口過多;另一個是對國內和國外的需求側缺乏有效的開發,結果現在人均600公斤鋼,就已經過剩了。
按照這個觀點,我們的建議是:化解中國產能或產量過剩的問題,需要“兩手抓”,一手抓國內,一手抓國外;一手抓供給側,一手抓需求側;一手抓國內供給側,一手抓國外供給側;一手抓國內需求側,一手抓國外需求側。
關于國外供給側的問題,可以采用進口許可證等方法,避免大量進口,限制產能的突然增加。還可以加強國際協商。比如,OECD早在上世紀78年代就成立了主要鋼鐵生產國的協調委員會,目前該機構還吸收了俄羅斯、烏克蘭、印度和中國等8個非OECD成員參加。那么,我們的理論界或對策制定界是否可以好好研究一下,通過積極參與類似的組織的活動,加強國際協調,準確把握國際市場的變化,從而為化解產能過剩做出應有的貢獻呢?
需求側也有外貿之因
眾所周知,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提出的一個著名口號“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就是揚長(勞動力眾多)避短(資源能源不足),利用國外市場加速發展中國經濟。
目前有的學者把這一模式斥責為“給富國做苦力”,并且忽視甚至否認中國外貿的作用。這不僅說明他們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有誤解,也說明他們對于外貿的作用缺乏正確的認識。
當然,學者們對中國出口的批評有正確的一面。因為單純追求出口、特別是貿易順差,容易導致對國外市場的過度依賴和匯率變動的風險,因此,有必要提倡出口市場多元化或者中國企業“走出去”,等等。
但是,外貿對于擴大內需以及對于促進供給側改革有重要作用。
首先,大體而言,國內需求=國內生產-出口+進口。就是說,出口減少了國內需求,但是進口可以擴大國內的需求。
如果說前些年我們的出口沒有發揮預期的擴大內需作用的話,那么,原因之一在于沒有重視和發揮好進口的作用。
以國內消費者大量購買(或通過國外網站)的澳洲奶粉、日本電器或美國高科技產品為例,它們似乎與我們的產能或產品過剩沒有直接關系。因此,主流觀點的專家學者的供給側建議中,也根本沒有涉及這個問題。
我們認為,這恰恰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這就是多年來我們的進口大大小于出口,而且在進口產品結構中,人民群眾需要的消費品(包括各種食品、電器、日用品、保健品等)又遠遠少于工業用原材料和中間產品。
因此,它的結果是:一方面導致外匯大量盈余,只能大量購買美國國債,增加了金融風險;另一方面,大量的出口導致國內廠商互相殺價,并遭到越來越多的國外反傾銷訴訟;最后一個結果則是國內需求不足,或者說人民群眾的物質和精神的需求沒有得到滿足。
因此,我們的建議是:增加進口,特別是增加日用消費品的進口。
為了說明這個觀點,舉幾組來自聯合國COMTRADE的數據:2013年全球消費品的進口總額(也等于出口總額)是3.5萬億美元,世界人口71.6億人;人均消費品為490美元。
同年,中國進口的消費品只有1191億美元,占全球消費品進口總額只有3.4%,人均86美元。
相比之下,同年美國進口的消費品為6269億美元,占全球總額的18%,比中國多5000多億美元;人均1959美元,比中國多1105美元。
可見,中國如果能夠達到美國的1/2,人均就將近1000美元——不,即便達到它的1/10,也有195美元,比現在多一倍以上,擴大內需馬上就會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很多讀者會說,美國情況特殊,中國沒法比。
那么,再看看德國:當年進口消費品2545億美元,占全球總額的7.3%,比中國多1000多億美元;人均3066美元,比中國多2980美元。
法國當年進口消費品1811億美元,占全球總額的5.2%,比中國多620億美元;人均2830美元,比中國人均多2744美元。
英國當年進口消費品2006億美元,占全球總額的5.7%,比中國多868億美元;人均3184美元,比中國人均多3098美元。
而近鄰日本當年進口消費品1703億美元,超過中國近512億美元,占全球總額的4.9%;人均1340美元,比中國多1254美元。
韓國當年進口消費品455億美元,比中國少736億美元,但人口也少,所以人均910美元,比中國多824美元。
顯然,在上述消費品進口數據的比較中可見,不論按人均、總額,還是占全球消費品進口的比重,我們差距都很大。因此,今后在討論貿易大國或強國的時候,我們需要補充一句:其標準不應當僅僅看出口,也應當看進口,特別是要看大眾消費品的進口在全球消費品進口總額中的比重以及消費品的人均進口額的多少。因為這與其說是一個金額多少、比例大小、大國強國的問題,不如說是一個外貿亦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滿足不斷向上的人民群眾的需求的問題。
退一步說,即便從供給與需求的關系來看,也可以發現,國內需求側的滿足,也是可以通過增加從國外供給側的進口來實現。
而且我們增加從國外供給側的大眾消費品的進口,還可以有如下的好處:
一是減少貿易順差,緩和國外市場反傾銷的壓力;二是可以擴大國內消費,滿足人民群眾不斷提高的物質和精神的需求;三是可以通過消費品的大量進口,推動國內供給側的改革和產業結構調整;四是那些出口消費品的國家,可以用我們支付的外匯購買更多的中國商品;五是減少外匯儲備和相應的負擔。其中,有的好處又是僅僅依靠國內供給側改革而得不到的。何樂而不為呢?(賈保華為對外經貿大學教授、王卓為外交學院博士)
轉自:國際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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