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裝備制造業標準化和質量提升規劃》，提出堅持標準引領，建設制造強國，是結構性改革尤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有利于改善供給、擴大需求，促進產品產業邁向中高端。
2016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被作為主線寫入“十三五”發展綱要。“從化解過剩產能到處置僵尸企業，從培育新產業新業態，到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除了要擺脫‘速度情結’、消除‘換擋焦慮’外，最重要的是注重頂層設計的發動機建設。”國資問題專家李錦在接受《中國企業報》記者采訪時認為，“只有內在積極性調動起來了，才可能有壯士斷腕的勇氣，以及講大局、算大賬、干實事的本領，才能讓供給側改革切實取得實效。”
以國企改革促進供給側改革
記者注意到，進入到元月下旬，國務院常務會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以及中央政治局會議接連研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問題，種種跡象表明供給側這項改革已然開始進入到具體實施階段。
供給側改革領域的資深專家、原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對《中國企業報》記者表示，當前我國經濟仍面臨嚴重的“供給約束”與“供給抑制”，“新常態”其“新”已在經濟下行中明朗化，而其“常”則還未實現。實質性的追求是實現結構優化調整和增長質量提升，形成新發展階段上支持可持續發展的動力體系轉型。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周麗莎曾對《中國企業報》記者指出，供給側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對于國有企業而言，供給側改革需要通過化解產能過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規模經濟和技術創新等方面予以落實。
“國企改革和供給側改革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供給側改革的到來，將會極大程度地倒逼國企改革。”李錦稱，“供給側改革中去產能過程，特別是清理僵尸企業牽涉到大量產權交易。而國企改革則是要為供給側改革和整個‘十三五’規劃提供動力，提供改革紅利。”
李錦進一步闡述道，我們說的國企改革是以產權為主要內容的體制改革，2015年國企改革提出的投資經營公司、職工持股、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就包含在此范圍內。而國企供給側改革是以產業結構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此番國企改革由單純的體制改革開始向產權體制與產業結構二重奏改革轉變。國企改革如果停下來，供給側改革也搞不下去。
讓企業與市場成改革主導力量
賈康指出，作為一個轉軌中的發展中大國，追求“追趕-趕超”式后來居上的現代化，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在充分尊重市場總體而言的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的同時，也在政府職能方面有意識地把總量型需求管理與結構型供給管理相互緊密結合，特別是把理性的供給管理作為“十三五”及長時期內“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和重要組成部分。
對此，李錦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任何一項改革，只有針對時弊、破解難題，才會有動力。
“我國改革開放實施了30多年，改革的動力主要源于體制之內，體現出‘體制內改革’的基本特性。但是，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的供給側改革面臨著政府自我革命的動力、企業主體的動力、地方政府聯動的動力等多重動力困境。”在李錦看來，“如何建立科學完備的動力機制，是決定供給側改革能否進入實施階段和成敗與否的核心問題，也是當前供給側改革的焦點問題。”
分析認為，國企改革那么多方案出來，而實質上推動力極為有限，是一個明擺的事實。深究原因，我們所缺的并不是方案，而是方案的針對性和可行性，尤其是在方案落地上形成合力。
對此，多位國資專家都對記者表示，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將“上層動力”轉變成“中層動力”，將“政府動力”轉變成“企業動力”，最終完成“政府主導型改革”轉變為“市場主導型改革”，讓企業與市場成為改革的動力和主導力量。
“只有把原來掌握在政府手中的權力合理放給企業，讓市場來進行調控，讓市場活起來，企業才會主動增加供應。此外，還應將原來國資掌握的部分行業放給市場，讓社會資本更多的涌入，如此才能促進國有經濟乃至實體經濟的更好發展，進而產生供給側改革積極的‘社會動力結構’。”李錦稱。
“總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代化進程已經到達一個非比尋常的關鍵時期和歷史性考驗關口，僅以短中期調控為眼界的需求管理已不能適應客觀需要。”賈康建議，“應當及時、全面引入以‘固本培元’為主旨、以制度供給為核心、以改革為統領的新供給管理方略，針對中國經濟社會的重大現實問題，‘中西醫結合’多管齊下，共收療效。”（本報記者趙玲玲）
轉自：中國企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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