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省市爭當“試驗田”內陸自貿區如何突圍？

　　2015年末，一場新雪覆蓋了北京城，撥霾見日。

　　隔著窗戶，一場“事先舉行”的學術研討會如期而至。在這場題為“中國內陸自由貿易試驗區戰略”的研討會上，所有學者都意猶未盡。

　　用“恰逢其時”來形容這場研討會并不為過。《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截至2015年12月末，全國已有20個省（市、自治區）公布了“十三五規劃”建議全文，其中超過一半提出了對自貿區第三批試點名額的爭奪。

　　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順應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打造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開放的全面開放新格局，為我國廣大內陸地區開放型經濟駛入快車道帶來新的歷史性機遇。顯然，“開放型經濟”成為多地未來五年謀篇布局的重頭戲。

　　值得注意的是，“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幕開啟，搭建內陸開放型經濟改革創新試驗平臺的戰略意義更為凸顯。12月17日，《國務院關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的若干意見》印發，未來自貿試驗區和大自貿區的網絡結合，將共同推進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

　　根據公開消息，第三批自貿試驗區的篩選工作已經啟動，鎖定內陸地區的呼聲很高，中西部各省市方案上報的消息不絕于耳，學術界也提出內陸自貿區應以“1+3＋N”的模式布局，令各地備受鼓舞。不過，也有一些地區并未厘清自貿試驗區到底要干什么。“究竟試驗什么？在哪兒試？由誰試？又該怎么來試？”成了現階段專家學者探討的主要問題。

　　毋庸置疑的是，無論自貿試驗區接下來會設立于沿邊或內陸沿線，皆是這場宏大的國家試驗的一部分，它承載和試驗的是國家層面的戰略問題，而非單純的地方經濟發展。內陸地區要形成新的開放高地，需要兼具自身特點，同時，“改革試驗田”和“對接國際貿易新規則”這兩大功能也應得到傳承和延續。

　　布局之辯：“1+3+N”的宏大布局

　　這場宏大的國家試驗已漸入高潮。

　　2015年4月8日，國務院正式發文通知在廣東、天津、福建特定區域再設三個自貿試驗區，同時批準將上海自貿試驗區擴圍，并啟動深化改革相關方案。2015年4月21日，天津、廣東、福建三地自貿試驗區同時掛牌，宣布三地自貿試驗區正式成立。

　　轉眼邁入2016年，天津、廣東、福建三地自貿區將迎來首個“周年考”；到9月，上海自貿區三年試點時間就將結束，即將交出備受矚目的“試點答卷”。

　　在這種情況下，爭設第三批自貿試驗區的熱情又一次高漲。

　　據《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梳理，截至2015年12月末，全國已有20個省（市、自治區）公布了“十三五規劃”建議全文，“開放型經濟”成為多地未來五年謀篇布局的重頭戲。這其中，又尤以對自貿區第三批試點名額的爭奪最為熱情。

　　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是中國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標志性事件，作為新一輪開放的重要平臺，其勢必對下一步開放型經濟的構建產生重要影響。至少在學界，對于建設第三批自貿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達成共識。

　　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建平早在2015年5月就“語出驚人”，未來自貿區將呈“1+3+N”格局。

　　在張建平看來，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家，自由貿易園區卻剛剛起步，可以說我們的體制、機制與貿易自由化的現實需求是相沖突的，所以我們需要設立自貿區。“現在中國有"1+3"的格局，即上海自貿區加天津、廣東、福建，過不了多久這種格局將成為"1+3+N"。”

　　“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時就有199個正式的自貿區。”張建平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依然堅持這個觀點。“我覺得現在中國自貿區應該按照1+3+N的模式去發展。”

　　N等于幾？這是外界十分關注的問題。“如果自貿區還是兩三個的話，我覺得我們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改革進程就太慢，對于建設開放型經濟體系的推動作用就發揮得不夠，我個人希望這個N能大一點，沿海、沿江、沿邊和沿線符合條件的省區或城市都可以考慮，第一輪大于10，第二輪大于20。”張建平的話讓人備受鼓舞。

　　實際上 ，基于目前四個自貿試驗區的現狀與認識，多位學者認為應加大擴圍力度，加大開放以促進改革進度。

　　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丁長發近日也對媒體表示，“感覺（自貿試驗區）什么都能干，好像什么又不能干，出了一大堆政策，真正落地的還很少。”他以福建自貿區為例指出，“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負面清單三個清單縮減比較慢，自貿區主要依賴傳統的土地要素吸引外資為主，而政府放得還不夠。最后在經濟放緩的情況下，還是傳統的GDP稅收等作為這個短期的核心任務。”因此，丁長發建議要擴圍，政府要改革，給市場更多的空間。

　　落子之辯：如何確定N在何處

　　公開消息稱，第三批自貿試驗區的篩選工作已啟動。也有消息稱，篩選范圍將鎖定內陸在內的地區。但到底如何落子，中央仍在審慎考量。

　　在學術界眼中，這首先需要對自貿區建設的功能和作用認識透徹。“內陸自貿區的建設，應該是新常態下轉方式和調結構的重要依托和平臺。”張建平說，“"十三五"期間，一個重要的發展邏輯就是用開放促改革，以改革來促發展，以發展促轉型。”

　　實際上，這也是當初設立上海自貿試驗區的初衷：以其作為突破口和抓手，打破現有的體制機制僵局，倒逼國內改革開放、發展和轉型。“在上海自貿區提出之前，要讓地方去改革，簡政放權、做負面清單誰動？怎么動？這是沒有突破口的。但是有了上海自貿區這個抓手，地方省市一看積極性就起來了。”張建平坦言。

　　此前也有觀點認為，內陸地區本身開放水平不高，達不到試驗目的或沒有試驗的需求。

　　“自貿試驗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之一，是對接國際經貿新規則，需要在一個地方先進行有限范圍內的風險壓力測試。”一位熟悉自貿試驗區選批工作的商務部人士說。

　　新一批自貿區設立階段與當初上海自貿區設立時期相比，又已發生很大變化。隨著TPP的簽署，更多的國際經貿新規則被涉及，需要實踐。“很多東西不僅僅在東部地區，在中西部地區也需要實踐。”上述人士說。

　　新常態下，內陸地區在轉型升級過程中，與沿海地區相比，矛盾更大，問題更突出。對外經貿大學副校長林桂軍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中西部發展差距成為我國面對的核心問題之一，如何通過自貿試驗區來解決這個問題也是值得思考的。

　　“內陸地區跟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落差就已經很大了。開放是促進發展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如果把所有的自貿試驗區都放在東部，就意味著東部和中西部之間，因為開放政策的落差，而形成的經濟差距會越來越大，這也有悖于國家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總體目標。”上述商務部人士同樣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為內陸地區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平臺和機遇。使得我國新一輪開放是向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全面開放。“在這個過程中，"一帶一路"成為改革開放一個重要平臺和支點。在這個平臺之上，中國轉方式和調結構就有更大的空間范圍。”張建平說，“尤其是在"一帶一路"上，如果能夠有更多這樣的自貿試驗區，就意味著這些內陸地區的自貿試驗區的平臺上能夠集聚來自國內、國外的大量新資本，投入到當前內陸地區急需發展的服務業和創新型制造業上。”

　　轉自：每日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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