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 自貿區制度創新還須邁坎

　　經過近5年的探索，我國自貿試驗區建設已取得一批改革成果。在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如何推動新一輪更高水平的開放，深化更高標準的改革，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是處于改革前沿的自貿試驗區所面臨的挑戰，亦是其肩負的重大歷史使命。

（資料圖片 來源互聯網）

　　日前在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舉行的中國高校自貿區研究聯盟2018年年會上，與會專家學者圍繞自貿區建設展開了討論。

　　現狀

　　目前，除海南外，我國已先后在上海、廣東、天津等地設立了11個自貿試驗區。經過一段時期的建設，自貿試驗區在行政體制改革、投資管理、貿易便利化、金融創新等方面積極探索實踐，積累成功經驗并在全國復制推廣，成為目前我國開放水平最高的區域。

　　中山大學副校長李善民認為，自貿試驗區的創新亮點集中體現在政府職能轉變方面。從“放管扶”來看，行政審批改革卓有成效，包括流程優化、權利下放、減少審批。政府通過建立社會信用體系來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并借助“互聯網+”提供更好的行政服務。在貿易便利化方面，在貿易效率提升和國際貿易新業務發展上取得了明顯成效，如上海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已被廣泛推廣。在投資便利化方面，深圳前海片區率先啟動了市場準入清單試點等。

　　與此同時，不少地方也反映“深層次改革推進的難度很大”“最基層陷入了迷茫期”。

　　上海市參事室主任王新奎表示，自貿試驗區建設要應對四大挑戰：如何把藍圖化為具體的改革措施？如何找準實施改革的突破口？如何增強改革舉措的系統性、協調性？如何保證改革舉措的可評估性？

　　痛點

　　“金融開放和法治化建設兩個創新制度還沒有實踐案例，可以看出，目前自貿試驗區的改革痛點是改革都停留在淺層次上。”李善民表示，自貿試驗區在各自的總體方案中都列舉了大量的改革任務，但其提供的制度創新總體框架、政策創新方向、政府創新任務及具體實施方案還需要各個部門進行配合，其間存在不少脫節的現象。

　　一是“兩頭熱中間冷”。李善民在調研中發現，各個片區的制度創新積極性很高，且中央層面對支持地方改革的決心也很大，而地方政府的熱情低于兩頭，地方政府不愿全部授權，各部委的整合進程比較緩慢，部門間的信息共享難以推進，協調成本高，難以建立全面有效的信用監管體系。部分行業的開放步伐和進程還可以提速，在開放中要注意投資細則的落實配套。

　　二是存在“鼓勵改革，沒有容錯”的問題。作為改革的前沿陣地，地方政府缺乏高素質人才儲備。“在此基礎上想自下而上進行突破性的體制改革難上加難。”李善民表示，雖然部分自貿試驗區推出了容錯機制，但地方政府官員還有不少“少犯錯誤”的思想，阻礙了改革進程。

　　突圍

　　“應以制度創新為核心推進自貿試驗區全面發展。”李善民認為，要尋求持續推進自貿試驗區創新的突破口，必須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制度交易成本，減少信息不對稱，建立激勵相容的治理機制。現在強調的依法治國首先要逐步推進到自貿試驗區的立法當中，世界高水平的自由貿易港通常是基于自貿試驗區的特殊地位制定專門的立法。要完善和充分利用負面清單制度，自貿試驗區可以列出正面清單，地方政府配合以精準的政策支持。

　　商務部貿易研究院副院長李鋼認為，中國對外開放的整體水平遠遠高于對內開放的水平，未來自貿試驗區的發展應該將對內開放與對外開放相結合。同時，自貿試驗區建設要立足于中央批復的方案，要有特色，避免同質化。自貿試驗區發展要回歸到自由貿易的方向上來，其中“自由貿易”不僅涵蓋貿易本身，而且包括要素的自由流動。其間，制度建設以及政策的落實都很關鍵，要讓企業真正感受到政策的含金量。

　　王新奎也強調，自貿試驗區各項改革措施要能聚焦和落實到作為供給體系的產業甚至行業，推動其提升質量，而不是擴大規模。

　　亞太示范電子口岸網絡運營中心主任黃峰表示，“為了配合自貿試驗區的工作，我們要做大量的法律法規的梳理、整理工作，之后還需取得授權，而逐事逐項授權的效率是非常低的。”我國的法治體系與政策體系的關系和邊界是模糊的，“現在還是以政策來推動改革、推動開放，而不是以法律來推動”。他建議，海南自貿試驗區的探索，應該采取先立法、后設區的模式，先進行較高層次的統一立法，制定一部統一調整自貿試驗區各種社會關系的中央級的行政法律或法規，再設立自由貿易港。（湯莉）

　　轉自：國際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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