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適應新常態 必須適應市場化

　　未來五年，中國將不再糾結于GDP增長，而是尊重經濟規律，注重GDP的科技含量、民生福祉。這是剛剛結束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上傳來的消息。而在整個全球經濟放緩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如何適應新常態？金融如何適應新常態？國外學者又如何看待全球經濟放緩和中國經濟新常態？

　　在10月29日舉行的2015年金融街論壇暨第11屆北京國際金博會上，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央行行長助理殷勇、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表達了各自觀點。

　　厲以寧稱，“中國要適應經濟新常態，就必須適應市場化。中國目前由工業化階段向后工業化階段過渡，經濟增速下降到7%，下一步到6.5%，再到6%，這是從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過渡過程中增速算高的了，如果能長期保持在5%，那也不錯。”在殷勇看來，“中國經濟放緩的外溢效應可能被夸大了。而且中國的貨幣政策沒有進行量化寬松，也就是所謂的QE。”斯賓塞則稱：“全球經濟放緩和經濟構成的變化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在整個全球的經濟體當中，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經濟發展得如此好。”

　　適應新常態必須適應市場化

　　“我們過去長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而適應新常態必須適應市場化，新常態對于企業來說，就是要自己找銷路，自己籌資金。如何適應新常態？就要適應第三產業占主導地位。”厲以寧說，在發達的西方國家中，第三產業產值的比重占GDP的60%至70%，其經濟增長率一般在3%，頂多4%。中國統計局今年三季報顯示，第三產業的產值超過了51%，三產將繼續發展。

　　在談到金融如何適應新常態時，厲以寧談到最重要的是農村改革問題。中國農村改革現在主要是農村土地的確權，土地確權以后才有農村的各種新跡象。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調研組在浙江杭嘉湖三個市對土地確權后的農村進行調查，平湖幾個村莊、小鎮地下全是紅的，放炮仗慶祝土地確權驗收。嘉興市在土地確權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農村人均收入之比是3.1∶1，土地確權后短期就變成1.9∶1了，主要是農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因為土地確權以后農民就安心了，到外面去做生意，土地就流轉了。農民確權以后要抵押貸款，房子權證可以抵押，承包地可以抵押，宅基地可以抵押，房子也可以抵押，金融的壓力就增大了。針對當前中國農村的變化，金融一定要適應新常態。

　　厲以寧建議，應大力建設公共投資基金。公共投資基金是混合所有制的，城市建設用公共投資基金的方式，而公用事業、公共建設的資金需求量大。“我們考察了澳大利亞、新西蘭都這樣做，城市依靠公共投資基金籌集的資金，項目公布、賬目公開，供民眾多投資審查，這樣就會越滾越大，不僅解決城鎮化的質量，還提高城鎮化的建設速度。金融還可以幫助創新，比如把民營企業、小微企業送到資本市場里去。”與此同時，他還鼓勵國有大企業改革，國有大企業改革之路就是混合所有制的路，混合所有制就一定有銀行參加，有民營企業參加，它才是混合所有制企業。金融最后走到混業經營是必然的，商業銀行也是走混業經營的道路。

　　“為了適應新常態，地下金融應該趁早把它放到地面上來，變成陽光下的金融。”他說，金融深化理論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把金融的主動性、積極性發揮出來，為金融進一步發揮作用，應該做到金融的優化管理。金融的優化管理即能夠防止風險，防止各個金融領域之間相互傳遞的影響，還有重要的一點，實際上是真正把金融作為企業來看待。

　　勿夸大中國經濟對全球的外溢效應

　　新常態下經濟增速必然會放緩。2015年上半年我國GDP的實際增速是7%，三季度進一步下降到6.9%，在由高增長向新常態轉變的過程中，經濟的放緩引起很多關注。甚至有人把新興市場的經濟放緩、發達國家的復蘇緩慢，以及國際金融市場的劇烈調整都歸為中國經濟放緩所造成。

　　“中國經濟放緩的外溢效應可能被夸大了。”殷勇對此表示，中國經濟體量在不斷增大，按購買力評價來衡量，我國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大概在16.6%；如果按當前匯率來衡量，我國GDP占全球GDP的比重為13.4%。中國進出口貿易的總額占全球貿易總額的比例達到10.8%，經濟速度放緩對其他經濟體產生影響，這是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放緩影響的程度可能不像外界人說得那么大。全球經濟放緩和資產價格調整可能還有其他原因，不能全部歸為中國因素的影響。

　　他以石油為例。“石油價格每桶曾跌破40美元，而同期中國石油的進口量幾乎沒減少過，今年1-8月份我國石油進口同比增長9.8%，很難用中國經濟放緩或需求放緩來解釋石油價格的放緩。對其他自然資源商品價格的下降也是同樣的道理。”殷勇說。

　　從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角度，殷勇進一步分析稱，2010年全球GDP平均增速大概在5.4%左右，而同期中國對全球GDP增長的直接貢獻大概是1.3個百分點，2010年中國的貢獻率大概占1/4左右。2015年，預計全球GDP增速大概在3.1%左右，而中國對GDP的直接貢獻可能達到1.1個百分點左右，中國經濟增長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比例可能達到1/3，也就是說，今天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五年前的經濟增長，不僅貢獻沒有下降，反而上升了。所以不能夸大中國經濟增長對全球的外溢效應，全球出現的問題可能還有其他更多非中國因素的深層次原因。

　　“中國的貨幣政策并沒有進行量化寬松，也就是所謂的QE。”殷勇稱，過去一段時間，央行主要靠外匯占款去投放基礎貨幣，隨著國際收支和人民幣匯率不斷趨向均衡，外匯儲備大規模積累的時代可能基本結束，外匯占款作用在下降，在這個背景之下，央行推出降息、降準、短期借貸便利、中期借貸便利、抵押補充貸款，還擴大了對信貸資產質押再貸款等政策措施。中國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規模不僅沒有增加，還出現了下降。截至9月末，央行資產規模同比下降了3%，比央行的高點下降了5.6%。中國的利率水平仍處在正常區間，一年期的存貸款基準利率是1.35%，銀行的七天回購利率大概在4%左右，這跟歐、美、日經濟體接近0的名義利率水平是非常不同的。央行收繳的存款準備金率仍處在歷史上較高的水平，所以中國利率還有較大的彈性和空間。央行實施貨幣政策的空間還較大，中央銀行可以使用的工具還較多，中國的貨幣政策沒有實施量化寬松。

　　而且中國外匯儲備具有充足的流動性，在去年年中的時候最高接近4萬億美元，之后平穩下降，到2015年9月末大概在3.5萬億美元。殷勇說，中國外匯儲備能為央行的外匯市場操作提供可靠的資金支持，流動性是外匯儲備管理的目標之一，中國外匯儲備的規模、質量和流動性安排能用于維護中國經濟和金融的安全。

　　實現平衡穩健的經濟發展

　　在全球經濟放緩的背景下，許多國家都受到極大的挑戰，中國政府也制定了相關政策來應對，并且不再那么看重經濟增速。

　　邁克爾·斯賓塞表示，中國政府現在提出新常態這個概念，它帶來的訊息是，中國對未來的展望以及經濟發展會有一些調整。事實上，金融危機波及了很多國家，影響了很多經濟體。在整個全球經濟體中，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經濟發展得如此好。

　　“美國在發生金融危機之前，經濟增長率能達到10%；英國是3.5%—4%的增長率；當時歐元區有所放緩，是3%的增長率，日本增長率是2%的水平。相對于新興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來說，它們是成熟的經濟體，但在過去6年半沒有任何增長。”斯賓塞稱，按照外匯儲備來衡量，也看到中國GDP增長了6.6%至6.7%，這對中國來說非常不易，尤其是在國內需求非常疲軟的情形下。

　　但他發現，貨幣調控政策不能真正緩解滯脹的現象，貨幣政策也不能支持經濟增長。在發達國家的經濟體中，不管采取什么樣的貨幣政策，不管如何降低融資成本，投資確實沒有任何增加。失業率在美國都非常高，現在達到5.1%。在日本、歐洲和一些新興國家，都爭相使用貨幣政策調控，但都沒有進行去杠桿化的工作。

　　斯賓塞認為目前最重要的是重視貧富差距的分化，應該把更多的收入從上層的收入群體中導引到底層。因為上層收入經濟體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來推動經濟的發展。如果我們想實現平衡穩健的經濟發展，就必須關注貧富差異，并且縮小貧富差異。現在所面臨的挑戰是，不僅能支持增長，還能實現可持續的增長。中國在適應新常態的時候，在過去大規模依靠投資，今后需要進一步促進增長，在供應方也需要做出改變。

　　“在中國以外的國家過度依賴貨幣政策，而沒有真正去尋求更加平衡的政策來應對財政和結構改革，這樣的情形在不同國家之間各不相同，但很多國家都需要改革。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導致今天全球經濟放緩和疲軟。世界正在進入一個新常態：有低的利率創造風險、杠桿的增加創造風險、利率也不會帶來堅固的增長模式。”

　　什么是更加平衡的方法呢？斯賓塞說，首先在財政領域中，需要來區別長期的、生產性的投資和日常的政府支出，各國要區分開。我們需要用更平衡的方法在全球范圍內來恢復需求。現在有大量資金，包括養老基金、主權基金、保險基金等，它們正在尋求有合理回報的投資，如果有社會效益的話，會有非常大的投資需求。在發達國家中，存在基礎設施等領域不充足的投資，可以通過公私合營、國際金融機構的方式來彌合差距。亞投行成立了資金池，從而能進一步促進公共領域的投資，投資基礎設施和促進更廣泛的國家經濟增長，通過“一帶一路”的實施，這在某種程度上能進一步應對全球投資的挑戰，相信能夠真正發揮作用，不僅是在全球經濟發展方面，而且能進一步改善鄰國經濟的發展。

　　轉自：中國經濟時報

　　【版權及免責聲明】凡本網所屬版權作品，轉載時須獲得授權并注明來源“中國產業經濟信息網”，違者本網將保留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的權力。凡轉載文章及企業宣傳資訊，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觀點和立場。版權事宜請聯系：010-65363056。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