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駕馬車”難以成為經濟增長根本動力

　　多年以來，圍繞宏觀經濟學理論，從經濟學新興學派如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等到新興流派如貨幣學派、供給學派、新自由主義等，無一不在重視并研究經濟增長動力的相關問題。從全球范圍內各經濟體發展過程中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看，傳統宏觀經濟學倡導的經濟增長“三駕馬車”理論一直被奉為圭臬。

　　然而，若細心觀察也不難發現，從2008年美國應對金融危機時在宏觀調控中采用具有針對性的“供給管理”措施，到中國開啟全面深化改革時代、下定決心加快推進的從重經濟發展規模、數量到重經濟發展質量、效益轉變的經濟結構調整，無一不失為在經濟體運行實踐中推動經濟增長的切實有效措施。這些并未正式出現在教科書中的、看似顛覆金科玉律卻在經濟實踐中切實有效的宏觀調控手段，已引發學界的廣泛討論，對“三駕馬車”究竟是否經濟增長根本動力的討論也包括于其中。

　　需求側管理須面對結構性問題

　　追根溯源，凱恩斯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強調的還是“有效需求”這一概念，所指即在總供給與總需求達到均衡時有支付能力的總需求，而由此產生的經濟增長“三駕馬車”理論中所強調的消費、投資、出口三大動力，自然也相應地指向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在短期視角和三部門經濟框架下，傳統宏觀經濟學理論認為有效需求總是不足的：消費者邊際消費傾向遞減會導致消費需求不足，資本邊際效率遞減和強流動偏好會導致投資需求不足，并認為這是形成生產過剩危機并導致高失業率的直接原因。加入開放經濟因素作分析后，傳統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四部門經濟框架下認為凈出口需求受到實際匯率的影響，而影響程度則最終取決于該國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需求彈性和國內市場對進口商品的需求彈性，總而言之，最終仍落腳在需求側。

　　但基于需求的以上認識，并不妨礙我們對經濟增長“三駕馬車”理論作出一個新視角的定位，即其認識框架實已體現了需求側管理也必須面對結構性問題，即光講總量是不夠的，必須對總量再作出結構上的劃分與考察。這當然可稱為是一種認識深化與進步的體現。從靈感源自馬爾薩斯需求管理的凱恩斯主義開始，宏觀經濟學強調的就是側重于總需求的有效需求層面，并隨著微觀經濟學理論分析框架的更新而抽象為大家所熟知的AD-AS模型。20世紀80年代，以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強調的實際上就是通過貨幣總量來調節宏觀經濟。而以消費、投資和出口為核心的經濟增長“三駕馬車”理論，則使一直以關注總量為己任的需求管理實已展現出結構性特征。雖然都是基于需求側的分析，但是從以俄羅斯籍經濟學家希克斯的相關研究而抽象產生的宏觀經濟學模型開始，IS—LM模型和IS—LM—BP模型顯然通過產品市場的決定、貨幣市場的決定以及開放經濟的決定為需求管理拓展出更為廣闊、也理應繼續得到認識深化的結構性空間，其相關研究也使需求管理得以更好地“理論聯系實際”來滿足宏觀調控需要，并合乎邏輯地延展到“供給管理”問題。

　　需求側“元動力—三動力”的得失悖論

　　如此，按照經濟增長“三駕馬車”理論，人們結構化地將消費、投資和出口視為需求側總量之下劃分出認識經濟增長的“三大動力”：從動力的源頭追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本原層面的“元動力”，當然是人的需求，有需求才會繼之有生產活動來用以提供滿足需求的產出，從而產生供給。基于這種“元動力”的認識，才有把需求總量三分的“三動力”即“三駕馬車”的認識。凱恩斯主義的分析得出，由于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構成的有效需求總是不足的，所以認為政府應當通過宏觀調控手段刺激總需求，同時還不得不具體處理消費、投資和出口間的關系，從而實現宏觀經濟增長的目標。這一認識框架的內在邏輯，實已指向了對應三方面需求的結構性響應因素——供給的方面，必須納入研究，但在傳統經濟學中這一框架隱含的非內洽的“完全競爭”假設下，在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那里，這種應繼續努力探究的供給側分析認識，卻被簡化為“市場決定供給結構并達于出清”而無需再作分析的處理。

　　無論如何，三大“動力”賦予需求側管理以結構性特征，使其得到了注入新鮮活力的新發展。沿著IS曲線所表示的投資決定，LM曲線所表示的利率決定，以及BP曲線所表示的實際匯率決定，經濟增長“三駕馬車”理論推動傳統宏觀經濟學在繼AD-AS均衡之后，走向IS-LM-BP的均衡。相應地，落實到宏觀調控政策主張方面，也從原來的強調總量調節合乎邏輯地發展到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帶有結構性地刺激消費、投資和出口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增長的政策主張層面。回歸到經濟實踐中，甚至更加靈活地表現為結構性地調整三大“動力”中的某一個或者某兩個，以此來達到彌補一方或兩方的疲軟，在權衡中最終均衡地實現經濟增長的目標。這一點，我們一方面在全球經濟宏觀調控范例中可得印證，比如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后相繼爆發歐債危機，發達國家市場遭受重創，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一致感到出口需求嚴重不足，從而大角度轉向拉動內需、加大國內投資與消費來實現宏觀經濟穩定增長；另一方面還可在學界對宏觀經濟的討論中常年關注三大“動力”在短期與長期中作用的比較、正負面效應、調控手段等等討論中認識其無可回避性和可觀的份量。

　　“三駕馬車”不能構成經濟增長根本動力的原因，在于其并不能僅在需求側繼續實現其“動力”特征與功能。消費、投資和出口三大認識上所稱的“動力”，其實已是“需求”這一“元動力”層面不得不再作出其結構分析而派生出的結構化認識框架，一旦脫離了元動力層面而變為合力的部分，便已失去了元動力屬性和定位，所以嚴格地作學理的推演，這三個力自然不可能歸為“根本動力”，只是“動力”的不同傳遞區域在人們認識上的一種歸類。

　　首先，僅從需求側看消費，帶有過強的靜態特征，這與真實產品市場中種類更新日新月異這一現實大相徑庭，許多新消費動力的產生并非因為消費需求發生了變化，而恰恰是對消費的供給發生了變化。另一方面，如果說消費品的靜態特征帶來的局限性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是抑制性的，那么反過來，供給側變化對消費結構和宏觀經濟的影響是明顯帶有激勵性的。比如我們近年來從幾乎一無所知到幾近耳熟能詳的頁巖氣、頁巖油，這些大自然中一直存在的物質資料，在科學認識及開采技術沒有達到一定水平之前，一直潛伏于廣袤的自然界，沒有轉化為生產力的構成要素，更無從談及推動經濟的發展。然而，一旦這些新能源產品被新工藝新技術供給出來，直接帶來的就是供給側的變化，這種新能源產品對傳統能源產品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可以直接導致消費結構的改變和激勵經濟運行態勢向高漲演化。

　　第二，僅從需求側看投資，則帶有過強的主觀特征，按照對投資需求的重視，似乎刺激了投資需求就能夠在經濟體量上有所體現，而現實的經濟實踐絕非如此。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小企業投資需求強烈而充分，但投資供給卻往往跟不上。同樣的投資規模，不同的投資機制和投資結構，結果可能有天壤之別，諸如此類例子不勝枚舉。資本市場中如資源錯配、結構性失衡的格局長時期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再大力刺激需求于宏觀經濟顯然易導致長板更長、短板更短，百害無一利。投資于經濟發展的意義，其實主要體現在供給側，換言之，投資是以其結構完成配置和體現質量與績效，從宏觀經濟層面看談到投資總量一定要隨之看其結構，比如科技方面的投資是不是足夠，民生方面的投資是不是需要給予側重，生態環境方面的投資是不是有效等，這些只有通過供給側來實現調整的投資結構性問題，對于特定經濟體都至關重要，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決定經濟運行成效的關鍵。

　　第三，僅從需求側看出口，則多帶有純比較優勢理論與純匯率理論主導的色彩，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中影響力越大則對本國宏觀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就越強，這種利用經濟學抽象模型演繹的分析無可厚非，但真正落實到全球化背景下的開放經濟中，發展中國家通過后發優勢趕超發達國家的增長路徑顯然難以得到全面解釋，常識就可以告訴我們，僅僅是實際匯率的變化并無如此大的魔力，先進經濟體對后進經濟體的“高端選擇性供給”往往對于雙邊貿易的中長期基本格局具有某種決定性意義。此外，越來越多被提及的、由物理學中牛頓“萬有引力定律”發展而來的貿易引力模型等新認識及全球化時代應運而生的一系列貿易聯盟，都在不斷通過供給側改變著全球貿易格局以及出口對一國宏觀經濟的影響，遠非需求側可觸及和相提并論。

　　總而言之，在需求側對“元動力”的認識發掘推進至“元動力—三動力”，為需求管理帶來的“得”與“失”構成了悖論：一方面，需求側的“總量”觀與簡潔的“三駕馬車”認識框架，確實在發達市場經濟體一般情況下的實踐層面滿足了其調控對于“理論指導與支持”的需求；另一方面，僅在需求側的由“元動力”派生、演化出的“三駕馬車”動力機制，在三者合力“怎樣合成”上始終解釋模糊，特別是經受不了世界金融危機沖擊考驗之下“水落石出”般的審視和回應不了擺脫種種局限引出建設性對策的要求。這種悖論，只有在引入供給側分析和供給結構與制度機制分析后，才能得到化解。一言以蔽之，“三駕馬車”完全無法認作拉動經濟增長根本動力的道理在于，對需求“元動力”的回應和傳導，關鍵已不在需求側。

來源：中國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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