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民工不再“取之不盡” 減量如何“增效”?


    時間:2015-08-21





      近日,人社部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6月末,我國農村在外務工人數僅同比增長1%,農民工不再是取之不盡的勞動力“蓄水池”,人力成本上升趨勢不可逆轉。我國農民工數量的增長,從2010年起已連續4年出現下滑。

      隨著城市化的推進,特別是在社會整體受教育水平提升的影響下,可以預見,農民工增速的下降在未來還將持續并加劇。

      人口紅利消失意味著低成本人力資源優勢不再,這也將不可避免地倒逼企業進行創新和產業結構的升級。而在國家層面,則要加大對產業升級和創新的引導與支持力度,縮小產業轉換之間的過渡階段,適應低人口紅利模式下的發展新常態。由此可見,怎樣提高農民工的專業技能才是關鍵所在。

      增量下降

      所謂農民工,一般是指進入城鎮從事二三產業的離土又離鄉的農村勞動力。這是我國特有的城鄉二元體制的產物,是我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出現的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

      人社部近期公布了對10省500個村勞動力轉移的監測數據。上半年,該500個村新增農民工29.4萬,同比增加0.3萬,僅增長1%。

      據了解,我國農民工的增速從2010年起已連續4年出現下滑。對比2010年1245萬的增長量,2014年我國農民工僅增加了501萬人。原人社部副部長楊志明此前曾表示,我國農民工不再“取之不盡”。

      有專家表示,農民工數量減少,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我國農村人口的增長速度減慢,使農村人口增長不斷減少,青年人離開農村后往往選擇在城市生活。二是農民工在城市打工,遇到很多生產生活問題得不到解決,如子女上學、子女在家留守、養老醫療保險不能保障、不能及時拿到工資、城市落戶困難等問題,也使很多農民工不愿再回到城市工作。此外,國家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在政策上和資金上都給予很大的支持,一定程度上也促使農民工回到家鄉工作。

      數據顯示,農民工增速放緩,直接導致了用工成本的升高。2014年,我國農民工平均月收入2864元,比上年增加255元,增幅9.8%。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車偉認為,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速,農民工用工成本的上升不可避免。勞動年齡人口在幾年前已經開始凈減少,農民工增量出現連續下降;年輕農民工大部分都已轉移到城市。

      張車偉表示,從供求結構來說,工資上漲是順應形勢的必然結果,也是不可逆的趨勢,這也必將倒逼勞動密集型企業轉變發展思路——不僅從低端制造向高端轉變,還要適應勞動力結構變化,善用現有的人力資源。

      由此可見,農民工人數減少對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而言未必是一件壞事,只要政策得當,合理正確地引導農民工,完全可以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更好更快發展。

      影響城鎮化?

      農民工增長速度、外出勞動力轉移的速度減慢,也會影響到城鎮化進程,進而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明確提出,要推動國家城鎮化水平和質量穩步提升,城鎮化健康有序發展,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在2020年達到60%左右,比2012年的52.6%,幾乎每年要提高一個百分點。

      據了解,我國城鎮化率去年達54.77%,已超過世界平均水平。但大量農業轉移人口難以融入城市,市民化進程嚴重滯后等問題依然存在。在目前統計的城鎮化率當中,有2.5億左右的轉移人口,如果再加上城市之間流動的人口,大概有3億多人。大量農民工處于城市邊緣化狀態,帶來巨大的經濟問題,內需難以得到擴大,這是城鎮化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根據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45%左右,差異較現階段要縮小2個百分點,也就是要先解決1億農民工的“半市民化”問題,須在統籌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方面再作努力。

      事實上,中國社科院曾多次派出調研組到各地調研后發現,一些農民工不愿意轉為城鎮市民,大多是擔心轉為城市居民,農村的土地可能就失去了。

      從城鎮化的政策來說,城鎮化要求一部分人能留在城市。但是那些年齡大了的農民工,由于很難再接受職業培訓,在城市沒有生計就只能回到農村。在農村,他們至少還有宅基地和耕地,相當于有了養老保障。如果留在城市,國家的低保政策目前不一定能覆蓋到他們。

      如何增效

      農民工增速的下滑其實是一個必須要接受的事實。勞動力人口絕對數量持續減少,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的農民工數量出現增速下滑,是一種必然。

      眾所周知,我國改革開放后的經濟驅動,主要靠“世界工廠”來維持,而支撐這一發展模式的重要優勢就在于數量眾多且低成本的勞動力資源,農民工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換言之,農民工數量增勢遞減,首先將對于這一經濟驅動力產生消極影響。事實上,不少用工單位此前就存在“民工荒”現象。有數據顯示,近年來珠三角外省農民工年均會減少30萬人。

      另一方面,農民工的高齡化也已經成為必須要直面的問題。有數據顯示,截至去年,40歲以下農民工所占比重已由2010年的65.9%下降到56.5%,降幅近10%;而50歲以上農民工比重則由2010年的12.9%上升至17.1%,增長了4.2%。

      那么,這批高齡化農民工的養老問題該如何解決?農民工高齡化將對經濟生產造成怎樣的具體影響?農民工高齡化與產業升級對高素質勞動力的需求之間的矛盾又該如何破解?這些都亟待評估并做出及時應對。

      當然,在人口紅利消失帶來挑戰的同時,也會帶來機遇。對于企業而言,提前預見這一趨勢,并做出相應的轉型升級,才能更主動地規避由此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隨著農民工數量增速的下滑以及勞動力的減少,人口紅利的好處將更深刻地被社會各方所認識。過去那種把人口增長簡單視為負擔和洪水猛獸的看法,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正,這一觀念變遷,或將為人口生育政策的調整提供更多動力。

      目前存在的現實問題是,在勞動力市場中,農民工由于戶籍、身份、學歷、信息渠道等方面的限制,通常都從事建筑、制造業等行業,普遍經濟收入微薄。能夠拿到高工資的少數農民工,往往都是具有一技之長的熟練工人或者從事高強度、高風險系數的特殊工種。雖然大多數農民工收入并不高,卻還要承擔修建房屋、子女教育和贍養老人等沉重壓力。所以,盡管在外打工多年,但許多農民工并沒有多少積蓄。

      有專家指出,農民工總量的變化以及結構的變化,會影響勞動力的供求和勞動力成本。這也提示我們,除了加快對農民工本身的培訓,提高農民工的素質以外,更要實現發展方式和生產方式的轉型——原來靠人口數量擴張的生產方式已難以為繼,調結構、轉方式是大勢所趨。所以,必須要由追求人口的數量紅利,向追求人口的質量紅利轉型,同時加快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

      農民工增速的趨緩,不應該只被視為是某一勞動力群體的結構變化,而更應該被視為是人口紅利消失的一種具體表現和開始。可以預期,在接下來不短的一段時間內,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將承受這一發展趨勢所帶來的現實影響。而影響是大是小,是挑戰多于機遇還是壓力大于機會,關鍵取決于相關改革和應對的力度與科學性。

    來源:中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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