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重視短期影響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擴散的趨勢不斷加強,一些發達國家金融市場出現了暴跌,但并非全部都來自于對疫情的擔憂,而是一個本就脆弱的資本市場在外部沖擊下的極端反映。
結合當下的各種信息可知,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已經受到關注,但尚未得到一些國家充分的重視。再加上新冠疫情發生在中國春節期間,與歷年春節期間中國供應和需求的減少相重合,主要國際企業和相關行業都有提前備貨的準備,因此在事件初期這種影響并未充分體現。目前,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的應對措施,依然是以防范公共衛生事件沖擊為目標,這與2008年次貸危機時期各國的立場和應對策略有顯著差別。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和供應鏈的短期沖擊很可能被一些國家低估。
新冠疫情對全球供應體系的短期沖擊,主要體現為來自中國的一些供應和需求按下暫停鍵,這種不利沖擊效應會加速顯現并超過市場預期。當前,在確保防控的前提下,中國企業仍處于復產過程中。許多高頻宏觀數據表明,當下的復產仍需要進一步推進。與此同時,國內供應鏈的相互協調也增加了一些挑戰,比如上下游企業需要互相確認生產能力和訂單支付能力等等。
當前,我國已經出臺了各項措施,在確保科學防控的前提下,推進有序復工復產。很多地方一手抓防控,一手抓復工復產正在有條不紊地推進。
我們利用最新的客運量數據,分別用線性外推和指數外推的方法,判斷客運量恢復到正常狀態所需要的時間,以及累計客運量達到節前存量水平所需要的時間。結果表明,即使按照指數增長,兩者大致都要到3月20日左右才能恢復。換言之,在最樂觀的情況下,預計要到三月下旬才能基本實現人員到崗。考慮到疫情防控的要求,在有的地方,人員到位之后還要居家隔離7-14天,這些地方的企業恢復生產要晚于人員到崗10天左右。
國內一些領域產能下降與國際企業連續生產的需求之間的矛盾大致會在3月中旬加速體現。從歷史經驗來看,中國生產節奏會在春節前1周左右開始快速減緩,并在春節后的2-3周左右快速回到正常狀態,前后共3-4周。因此往往在春節前,國內外供應鏈的上下游企業會提前備貨,以確保整個生產過程的流暢。在此基礎上,再考慮國際企業正常存貨的需求,我們假定同樣可以支撐2-3周,兩者相加大概是5-7周,也就是一個半月左右。2020年春節至今已經5周左右。可以大致推斷,在未來兩個周內,中國一些供給和需求兩個層面對全球供應鏈的影響會加速體現。
與此同時,新冠疫情在海外不斷擴散,這會導致全球供應鏈面臨一定不確定性。當下,疫情在海外擴散的趨勢愈演愈烈,日本、韓國、意大利等國家的新增確診人數之和已經超過中國。這實質上是在考驗全球供應鏈各個環節的風險耐受力,但不同行業和企業受到的影響程度和機制存在差異。這與企業和行業參與國際分工的程度密切相關。
從行業來看,以汽車、通訊為代表的國際化分工程度高、供應鏈較長、東亞生產體系介入程度高的行業在短期內會受到嚴重沖擊。許多中低端商品的生產,如紡織服裝、玩具等,則主要是受到國內因防控疫情對生產狀態的影響,生產恢復相對較為容易。
從國家來看,供應鏈不同環節對中國依賴程度較高的國家會受到較大影響。雖然德國的汽車生產環節并沒有嚴重依賴中國的供應,但其終端銷售與中國市場聯系密切,增量部分幾乎全部來自中國。由于疫情直接導致汽車銷售銳減,德國的汽車行業因此會受到沖擊。在半導體產業鏈上,日本和韓國更多分布在供應鏈的上中游,而中國大陸則更多是供應鏈的中下游,來自中國需求的短期減少給日本和韓國相關企業也帶來直接的影響。而依賴于中國供應中間產品的國家,如越南,一些企業則直接面臨了生產停滯的風險。
全球供應鏈是一個復雜的系統,而在復雜系統里分析沖擊的最終量級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其中交織了大量正反饋和負反饋效應。結合中國在這個系統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當前中國經濟已經呈現出的狀態,我們更傾向于認為,其短期影響會比模型計算和預想中的要大。
中國仍會保持全球主要生產中心地位
另一方面,短期內信息量過大有可能讓我們高估沖擊的長期影響。由于我們正身處其中,所接觸各類信息大多與疫情相關,這會促使我們形成一種認知偏差,仿佛所有的事情都與疫情有關。但是,疫情對全球供應鏈的長期影響機制是不明晰的,這與短期分析有很大的區別。基于兩方面原因,我們認為,疫情很難改變當前全球供應鏈的基本格局,中國仍將保持全球主要生產中心的地位。
一方面,推動全球供應鏈演化的核心動力是綜合成本的下降,但目前沒有看到類似的趨勢,也沒有看到疫情對綜合成本的影響機制。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正在減少,但這并不必然意味著在中國生產變得更昂貴。勞動力成本由一個國家的資源稟賦決定,只是綜合成本的一個組成部分。原材料的供應、資本品的完備、高素質勞動力的占比等等都決定了生產的綜合成本。
在資源稟賦之外,至少還有三種力量可以推動綜合成本下降,技術進步、規模經濟和產業集聚。相比于其他新興市場國家,中國在這些方面仍然具備相對明顯的優勢。這意味著即使在供應鏈中剔除中國企業,全球生產的綜合成本也沒有實質性的下降空間。中國或許會在個別產品或行業上失去比較優勢,但作為一個整體而言,中國的生產能力和消費潛力依然對跨國企業有巨大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全球供應鏈演化需要新的國家參與并承接中國的地位,但目前沒有看到有這類潛質的國家或經濟聯合體。我們把全球貿易品按照技術密集度分為四類,并按照技術密集度從低到高分為四類,結果發現第二類和第三類產品的貿易方面,新興經濟體中排名前10的國家加起來還不及中國一個國家多。特別是在第三類中高技術密集度產品的出口方面,中國與這些國家的出口規模缺口還在擴大。
當然,部分中低端的產品生產也存在一些從中國向其他國家轉移的現象。新冠疫情的爆發可能會讓跨國企業更加重視供應體系多元化的重要性,并在現有的領域評估各種風險。
對中國來說,這本就是產業升級的應有之義,只是相對速度略有改變。對這些國際企業來說,其實是在穩定和效率之間做權衡。部分產業和產品生產逐步向外轉移的過程就是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直接結果,不是特別值得擔憂的問題。
總之,只要我們還相信市場,相信合作,相信企業追求的是效率,就應該對現有全球供應鏈格局的韌性充滿信心。只要中國能夠繼續為跨國企業持續提供一個相對友好且便利的生產經營環境,尊重市場規則并提高市場效率,中國就有能力有潛力吸納更多技術密集度更高的產品和產業到國內生產,我們就應該對中國充滿信心。(作者:何帆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熵一資本首席經濟學家 朱鶴 熵一資本全球宏觀研究院副院長)
轉自: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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