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分工調整對我國工業發展既形成挑戰，也提供了趕超的機遇。在此背景下，如何借助互聯網思維推動工業創新？如何加快淘汰落后產能，實現創新驅動發展？在探尋產業轉型升級路徑中，政府與市場該如何找準角色定位？
在日前由中國電子信息行業聯合會、電子工業出版社聯合主辦的“首屆（2014）中國產業經濟研究學術年會”上，與會專家圍繞上述問題展開研討。工業和信息化部總經濟師周子學詮釋了當今創新的新特征，工信部產業司司長馮飛闡述了產業政策面臨的新形勢以及如何轉型發展問題。
互聯網成創新主要來源
周子學指出，未來我國經濟發展將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對于產業發展而言，創新水平決定了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也決定了產業能夠獲得的回報。只有通過持續創新以及關鍵技術環節的不斷突破，才能有效推動產業鏈升級，更好地應對國際挑戰。
在不同歷史時期，創新有著不同的特征。在信息時代，信息技術的不斷突破開始是“點”的創新，隨著大數據、云計算的應用，互聯網成了人們生活、工作的場所，創新從工業時代的單一性走向了集成、整合、平臺式。借助于互聯網，企業可在較短時間內以低成本整合各種資源，創新具有很強的靈活性與開放性。可以說，互聯網領域成為創新的主要來源。
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普及應用，以及互聯網思維在行業中的應用，一大批基于互聯網技術的新模式企業應運而生。它們以與傳統企業不同的方式為顧客提供和創造價值，甚至獲得了遠高于傳統企業的豐厚利潤及蓬勃發展。如實現縱向整合的蘋果、三星公司、構建開放式平臺的BAT等互聯網巨頭、打造產業生態圈的小米等。
把脈“分工與整合”路徑
那么，在當前形勢下，應該如何實現創新？周子學認為，只有分工才能細分出新的機會，尋找到優勢切入口，然后攜自己的優勢發起整合。分工才能找到新的整合優勢，從而創造新的第一，從這個意義上講，分工和整合是統一的。隨著分工和整合的延續，原來的第一又被取代了。
可以看出，當前產業呈現“分工極致化”的特征，而分工和整合即是當今時代創新的主要特征。
一是不斷深化分工。一方面，要敏銳發現其他企業的細分方向，主攻某一領域，從關鍵環節尋找突破；也可從創新最熱門的領域提出細分方向，與他人合作。
另一方面，要專注于一流的差異化產品定位營銷戰略。使該企業的產品由于具有不能被競爭對手模仿和復制的特性而具有強大的競爭力。
二是重視產業聯盟與產業合作。在某些情況下，產業聯盟可以減少市場的交易費用，也可以節省企業的組織費用。產業聯盟形成的規模經濟還具有一些特殊優勢：企業可以集中在核心業務上，可以避免規模擴張帶來的大企業病，可以保持多方面的靈活性等。產業聯盟能以較低的風險實現較大范圍內的資源調配。
除此之外，還應注重產業合作。以快速擴大用戶規模和加快應用平臺建設為核心，提高聚合產業鏈上下游合作伙伴的能力，要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明確產業鏈的分工，讓產業鏈各方都能盈利，創新合作模式，實現共贏發展，廣泛聚集價值鏈合作伙伴。
三是積極參與國際產業資源的整合。全球經濟一體化使得有序的國際分工格局得以形成，在開放的環境下世界各國既相互競爭，同時又互相協作，各種生產要素將逐步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優化配置。作為國際分工體系中的一個微觀個體系統，企業必將兼顧國內與國外兩個市場，實現國際產業資源的整合，從海外市場獲得必需的原材料、資產、技術和能力。
四是進行跨界整合。當前，創新層出不窮，企業為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市場中立于不敗之地，在延伸產業鏈之外，紛紛謀劃跨界整合。在互聯網時代，只要有更好的方法，去抓住和掌握消費者，就掌握了核心優勢，就可以去整合產業鏈，成為第一。整合尚未結束，整合尚無止境，任一產業鏈環節的整合均有可能成功，就看你能否挖掘出優勢并找到切入點。不斷整合是新興產業的發展規律。只有整合，才能創造未來。
注重產業政策“功能性”
關于產業政策的轉型問題，馮飛認為，產業政策要從“傾斜性”轉為“功能性”的產業政策。所謂功能性，就是要解決目前市場自身不能解決的問題及企業不能解決的問題。
其范圍有很多。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公平性問題。二是創新性問題，包括傳統產業在轉型升級中關鍵共性技術、高端共性技術的供給問題。三是解決資源環境問題，包括空間布局的優化，需要解決空間承載能力問題。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金碚表示，在新經濟形態下實現產業轉型升級，要關注三個主要問題，即產業轉型升級的目標是什么、要解決什么重大問題、新增長點和創新驅動。
金碚說，從流量上看，中國工業發展很快，從存量上看，中國的工業化任務還沒有完成。以存量來計算，目前中國工業存量大概只有美國的五分之一，日本的四分之一。從人均積累的物質財富看，只有美國十六分之一，日本的二十分之一。由此，按照中國經濟發展趨勢，大約到2035年左右，在存量上才能達到美國和日本水平。
“盡管如此，當前，我們還是要把穩增長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金碚強調，要靠創新驅動發展。盡管我國GDP問題基本解決，但還有其他問題，例如，產業素質還有很大差距。因此，新常態下的產業轉型升級要超越短視，實現理性發展。
金碚強調，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地緣政治格局正在發生歷史性的變化，中國產業發展要適應這樣的變化。中國產業要從GDP創造目標轉向“登峰造極”目標。要立足現實，推進各類產業全方位的創新升級，提高素質。
借鑒國際產業轉型經驗
在新工業革命背景下，要搶占產業發展制高點，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中央財經大學副校長趙麗芬深入分析了美國和日本這兩個國家產業轉型升級的經驗和啟示，并將其歸納為七個方面。
首先，國家戰略謀劃引導產業向高層次發展。比如，美國回歸制造業的政策框架。日本通產省2000年提出了21世紀經濟產業政策的課題與展望，提出了產業重點，比如技術創新、信息產業、老齡化社會服務、環保產業等。
第二，國家制定相關完善的產業政策支持相關戰略的實現。從美國來看，包括一般性的傾斜性政策，政府可以通過貨幣補貼，通過實施特殊的定價方式、減稅等，支持新興產業的發展。為奪回制造業，幫助制造業在逆境中實現產業升級，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日本更是這樣，他們有非常完善的產業政策支持體系，如政府補貼、政策金融等。
第三，注重產業政策的市場導向作用。從美國和日本的經驗來看，一方面在頂層設計和戰略導向上發揮作用，同時也大力發揮市場的作用。美國政府很多政策措施的出臺都是通過一些間接的手段引導產業轉型升級，政府的作用是保護公共市場秩序，為產業轉型升級提供公開公正公平的市場環境。日本的產業政策也是如此，更多的是運用間接手段，比如政府提出一些展望報告和導向，強化政府為產業轉型升級提供服務。
第四，技術創新驅動產業轉型升級。美國非常重視科技創新對產業轉型升級的巨大支撐作用，通過不斷加大研發投入，實施基礎性研究。鼓勵產學研結合，在產學研合作平臺中形成了很多創新性成果。此外，美國工業實驗室也特別發達，而且，通過積極發展資本市場，為產業轉型升級提供資金支持。日本在通過技術創新驅動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實施“官產學”相結合，這是日本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奧秘之一。
第五，企業是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的主體。美國和日本政府都強調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比如美國出臺了很多措施支持企業的技術創新。日本的經濟產業省、中小企業廳為企業發展新項目提供了大力支持，知識產權管理機構在保護中小企業專利、減免專利稅方面為企業創新提供了支持。另外法律上也有稅收優惠待遇。在培育一大批跨國企業的同時，大力扶持創新型中小企業和配套小微企業發展。
第六，為產業轉型升級創造良好的公共產業環境。加快公共服務平臺建設，改善政府服務水平，著力發揮行業協會作用。美國的行業協會向政府提供行業的調研報告，參與政府的一些行業發展趨勢研究，同時對政府制定產業發展的政策也能產生一定的影響。日本的很多政府決策是自下而上的，所以在這個過程中行業協會給予政府很多支持。
第七，人才是產業轉型升級的力量源泉。美國在多項國家計劃戰略中都把人才培養作為重點方面，出臺很多政策支持人才引進。日本在人才政策方面，特別強調研究生培養要著重培養職業型高級人才。同時日本更加注重企業內部訓練，日本的每個企業都重視在職人員的培養，同時引進吸收國外人才，支撐企業科技方面的研究開發。（本報記者 司建楠）
來源：中國工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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