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一場霧霾在國慶節后突襲京津地區，從10月7日起，受北京及周邊地區大范圍不利天氣條件影響，霧霾天氣首先出現在北京的平原地區。
8日，隨著霧霾范圍擴大，北京大部分地區出現中度霾、局地出現重度霾，夜間出現大霧。北京于當日先后發布了霾黃色、空氣重污染黃色預警，北京民眾再次飽受霧霾之苦，全城空氣質量維持在嚴重污染級別。10月11日，北京市民出行戴口罩成為街頭常態，北京濃霧彌漫，不少人在社交媒體上發出相似的感慨。當日的大霧使得北京早高峰嚴重擁堵，多條高速路段封閉，地鐵也采取了限速措施。此次霧霾天氣在京逗留四天，這是今年下半年以來影響北京時間最長、范圍最廣、強度最大的一次空氣重污染過程。
治霾，執行力最關鍵
近年來，我國經濟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付出了資源消耗越來越多、環境破壞嚴重的代價。面對年年危害環境和人體健康的霧霾，中央高度重視，百姓非常關注，但治霾卻難見成效，民眾飽受霧霾之苦。為此，百姓期待相關職能部門能夠有更雷厲風行的治理行動，施以“組合拳”的措施將治理政策真正落實。
調結構、轉方式的政策倡導已有多年，走生態文明建設之路、建設美麗中國的決心已下。對于已經出臺的《大氣污染防治條例》，環保部也已層層分解了責任和指標，與各個省市簽了軍令狀。但霧霾仍然不時出來攪局。
在PM2.5被納入監測指標后，公眾關心的是如何治理大氣污染，讓空氣和環境得到明顯的改善。為此，各級環保部門要進一步加強監管，督促落實，而在治霾的行動中，更重要的是要打持久戰，同時還需要打好組合拳。
目前中國經濟總量已經占到全球的1/10，能源消費卻已經占到世界的1/5，污染物排放、石化能源浩劫和生態系統退化水平比經濟發展提前達到世界高位，環境保護和能源保障能力遠遠滯后經濟的發展。當排放超過環境容量，環境紅利就以債務的形式出現，今天，中國有幾十億畝荒漠化的土地要修復，有幾億畝污染了的土地要修復，幾萬條河流要修復，偌大的空氣要修復，這些修復工程可能需要幾年或幾十年的努力，需要幾萬億或幾十萬億的投入。
有關專家認為，繼互聯網產業之后的中國經濟新浪潮應該是生態環境經濟，也包括生態健康經濟，環境治理、生態文明建設的出路在于改革，同時也在于強化依法治理。國務院頒布實施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已實施一年，但在執行和防治的落實上依然存在一定距離。業內人士表示，治理污染不可完全依賴對工業“關停并轉”，對已有法律、技術、措施的嚴格落實和監督問責，讓“好措施”得到“真落實”，方為政府、企業和社會各界的共同發力點。治理大氣污染，并非只是簡單地限制煤炭使用，而是需提升排污標準，大力推進清潔生產技術應用，嚴懲不正常運行脫硫、脫硝、除塵等環保設施的行為，才是治霾和促進環境好轉的關鍵之舉。
治理措施也要常態化
業內專家表示，我國治霾的復雜性遠超歐美國家，注定是要打“持久戰”，在此過程中要善打“組合拳”，采取綜合施治。中科院“大氣灰霾追因與控制”專項首席科學家賀泓指出，發達國家大氣污染呈現明顯“階段性特征”，即工業排放、城鎮化與機動車文明相繼發展，我國則是三者在幾十年內同時出現，此間產生大量污染疊加，復合型污染治理難度極大。僅就煤炭污染環境而言，專家分析認為，煤炭污染不在煤炭本身，而在“用煤技術”，對集中使用的煤炭資源采用清潔技術，實現技術所能實現的最低排污，對治霾更有意義。燃煤煙氣凈化主要是依靠脫硫、脫硝、除塵。“大氣十條”要求“加快重點行業脫硫、脫硝、除塵改造工程建設”，但總有害群之馬為所欲為，明面上緊跟國家治污的調子，暗地里卻一邊造假一邊數著國家補貼的票子，節省環保成本，擾亂正常競爭。
此外，環北京地區部分污染企業偷排直排現象觸目驚心，點狀排放、游擊作業，成為污染防治的“硬骨頭”。專家認為，整治此類環保頑疾，環境執法亟待出重拳。將于2015年1月1日施行的新環保法，進一步明確了政府對環境保護的監督管理職責，完善了生態保護紅線、污染物總量控制等制度，建立了“黑名單”、按日計罰等罰則，需要做到執法必嚴。像污染物排放這一問題，過去是大量地“工程性減排”，今后“管理性減排”會越來越重要，如果不加強管理和監督，讓治污工程和技術真正發揮效應，治霾目標就會落空。
“大氣十條”提出，建立監測預警應急體系，妥善應對重污染天氣，在落實實施中，要認真開展大氣污染“溯源與追因”研究，此項工作，是滿足短期應急管理、中長期降耗減排和優化能源結構的必需。
每每遭遇霧霾天氣，全社會都會緊張起來。政府緊急啟動重污染天氣應急響應，或對機動車限行，或要求污染企業停產。輿論也會痛心疾首，或反思霧霾根源，或呼吁節能減排。但是，當一場風吹散霧霾、一場雨洗滌空氣，人們重新迎來藍天白云時，曾經的決心和誓言很快就會被拋之腦后，工廠煙囪重新冒起濃煙，城市里的車流依然望不到邊，直到新一輪霧霾天氣不期而至。顯然，臨時抱佛腳、治理一陣風，不足以遏制霧霾的發展勢頭。面對霧霾的常態化，我們的治理措施也要常態化。
壯士斷腕說易行難
空氣污染問題頻發，很大程度上在于違法成本和風險過低。一方面，現行大氣污染法主要針對的是以二氧化硫為主的煤煙型污染，缺乏對PM2.5、臭氧等污染的治理，且處罰力度較小；另一方面，環評“硬門檻”往往異化為“軟指標”，在地方利益的干擾下，一些高耗能、重污染的項目堂而皇之地上馬。環保部部長周生賢曾經指出，“要抓緊修訂法律法規，健全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追究制度和環境損害賠償制度，著力解決責任不落實、環境違法行為懲處不力等問題”，就是說除了有法可依外，更重要的是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發展方式轉型要持續發力。治理霧霾，不能只是臨時限行、停產這樣的頭痛醫頭，而必須從根源上減少顆粒污染物的排放。
霧霾天氣主要是發展方式粗放、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不盡合理造成的，各地應嚴格執行國務院發布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轉變生產生活方式，真正走綠色、低碳、可持續的發展道路。比如，建立更為完善的公共交通體系，減少私家車的使用；加大財政投入力度，鼓勵使用清潔能源；依托稅收、政策等杠桿，引導企業加快轉型升級的步伐。此外，要消除農村治污的盲區。一直以來，人們更多地把眼光盯在城市，殊不知，農村也與霧霾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一些農村至今保留著焚燒秸稈的習慣，造成周邊城市空氣嚴重污染；同時，農村生活廢物得不到有效處理，也是不容忽視的環境隱患。治理霧霾，必須引導農民將秸稈還田，或用于沼氣工程，實現循環利用；同時，完善農村垃圾處理設施，提高無害化處理水平。治污有一個過程，不是立馬就顯現，但至少要在行動上首先讓社會公眾看得見。治污是一個全社會的共同行動，需要百姓的配合、理解與支持。顯然，政府的表率帶頭作用，治污不惜斷腕的果決，更能推動民眾為之出一份力。這個潛移默化的影響力，是要讓民眾看得見你的行動，看看關停了多少污染企業，還有多少企業在排污。在加大大氣污染防治力度的基礎上，既要采取強有力的應急管理措施，又要打好持久戰和組合拳。而在政府，必須做到“硬”碰“硬”、不懼壯士斷腕。
霧霾面前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全國霧霾”需要的是全民重視和行動，只有每一個公民都參與到抗擊霧霾的“環境之戰”中來，才能取得理想的成效。當人人都以積極的心態和行動來對待霧霾污染，當全社會都形成一種治霾抗霾的社會氛圍，空氣之新鮮，藍天之蔚藍就更加可期待。
來源：中國審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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