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的“剪刀差”奉獻或該真正結束了

　　中共十八大提出“改革土地征用制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了“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應該說，這是一場偉大的歷史變革的動員令，表明新一輪土地改革的號角已吹響。

　　8億農民身后的土地資源價值如果得到發掘流通變現，鄉下人的土地將和城里人的房子一樣具有金融屬性，這將釋放出一個巨大的內需市場，并釋放出核裂變般的巨大能量，對改變中國經濟的種種困擾會注入強大的內生動力。中央歷史性地提出對農村土地使用制度進行深刻變革，突破城鄉二元結構障礙，建立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堪為重大的改革動向。隨即有消息說，當年“大包干”的發源地安徽已躍躍欲試準備喝“頭啖湯”，江蘇一些縣市也已拿出了方案。

　　長期以來，城鄉二元結構未有實質性突破，已進城的農民工處于半城市化狀態。他們手中最基本最重要最可依賴的要素資源——土地“帶不走”，因為不可以自由轉讓，故而進城后只能賣苦力打零工。政府一方面鼓勵農民“創業創新創優”，闖出一條市場經濟之路，同時又禁止土地這一最基本最有價值的要素自由流動。這種南轅北轍的事怎么看都是悖論。計劃經濟體制衰微后，城市政府學會了在市場上轉讓國有土地使用權，直接帶來出讓收入和后續源源不絕的稅金，工業用地招商引資成為拉動地方GDP的強大引擎。企業反手以工業用地和附著物廠房去融資，政府向自己的平臺企業注入土地，再以此向銀行融資。地方政府“親商”的背后是對農民土地使用權的廉價逼奪，埋下的是矛盾的種子。

　　內地的這套土地批租是從香港學來的，但并沒有領其精髓。香港的土地批租制來自英國，歷史上英國皇室擁有大量土地，除了自用也批租出來給民間自由市場配置，且一批就是999年。而我們看不到那么遠，住宅70年，工業用地50年，商用地40年。問題是國有土地可以批租給市場，農民和集體土地為什么就不可以，其中道理又在哪里呢？

　　根子還在于利益。很簡單，傳統的土地所有權歸國家和集體所有，土地“漲價歸公”，一幅農地變性轉為工業或者城市用地后，市值甚至出現幾何級數的增加，而農民獲得甚少。同樣在城市里，市民的蝸居之地被低價征收后，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樓可以蓋100層而實現千百倍的溢價。亞當斯密說土地是財富之母。在中國土地也是農民的命根子，是他們最后的保障和棲身的屏障。土地“一魚多吃”，這中間起作用的還是制度的力量，而農民是毫無議價能力的。

　　中國的農民從建國之初承受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奉獻，到這30年在土地上的犧牲和奉獻，“他們是羅馬神殿里的一根根神柱，幾代人的奉獻和犧牲支撐了中國的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而這種情況愈演愈烈，甚至出現了“富者田連阡陌，窮者無立錐之地”的社會分化和斷裂現象，給社會治理帶來了新難題。

　　事實上，1978年以來的中國改革發端于土地制度的變革。當專家們沒完沒了地討論但一直無結果時，深諳土地之道的農民卻從底層實踐開始，把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開來的土地流轉早已轟轟烈烈地展開。但這種流動仍然受到很多的限制，因農民不可以改變土地用途，此“流轉”的經濟價值不大，因為土地沒有變性。人民群眾的“底層實踐”和決策層“事后承認”，是重大改革關口處理復雜問題時傳統的“摸著石頭過河”的路徑。上世紀70年代后期的包產到戶就是維持土地所有權不變，把所有權與經營權長期承包給農民家庭的大膽探索。這一代農民幸運的是，決策者正從頂層設計上給予支持。堅持土地所有權不買賣原則，松動土地使用權轉讓，讓農民盤活資產，參與城市化和工業化，這是一場偉大的變革或堪稱一場新的革命。

來源：中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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