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媒體的梳理,從1998年5月至今,我國已針對不同品類的藥品進行了3輪共31次降價。可是,無需太多數據人們就能明顯感覺到“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仍未得到很好的解決。藥品零差率、杜絕“以藥養醫”等初衷良好的行政措施,效果也并不理想。
這是何故?首先,這些措施在實際的實施過程中,都無一例外地受到了很大的阻力,比如杜絕“以藥養醫”,現實中我們依然看到醫生開藥給回扣的現象普遍存在,并且近日爆出的一些醫療腐敗案例也清楚地展現了如何將藥價虛高的事實。
看看今年7月福建漳州的一起重大醫療腐敗案:據福建省漳州市紀委調查,從今年年初至今,紀委近半年內共發現該市直區縣73家醫院均涉嫌醫療腐敗,九成醫生涉案。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會長于明德表示,“銷售費用占到藥價的30%-40%是比較普遍的。既包括了合理銷售支出,也包括用來做關系的‘灰色支出’。”
藥品提成與醫生灰色收入這么厲害,那么,新醫改中所包含的杜絕“以藥養醫”該如何實現呢?我國的公立醫療機構收入來源有三方面,包括醫療服務收費、藥品出售利潤和政府財政補助。相關數據表明,藥品收入是公立醫院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之一。新醫改如果要杜絕以藥養醫的問題,那么醫院與醫生必定不會對醫改報以積極態度,甚至醫療服務水平還會下降從而引發其他問題。補齊窟窿的最有效辦法無疑是由政府支持的全民醫保的埋單,但現在來看,解決醫保制度的種種問題還需努力,所以無怪乎人們一直對“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沒有松口氣。
回到藥品降價,即使是多輪行政命令式的藥品降價,如果藥品銷售模式以及以藥養醫不改變,那么藥品實際落地在患者身上的價格是不會有效下降的。一些藥品生產企業給經銷商的“營銷”費用,一般是藥品中標價的50%左右。藥價有這么多水分,醫療腐敗當然如影隨形了。
所以,其實對普通老百姓來說,真正的問題在于能否得到更好的能夠滿足基本需要的醫療服務,并不完全是個“看病貴”的問題,藥品在數字方面的降價,并不完全是努力的方向,行政降價只會讓一些企業終止生產一些低價藥品而去生產另一些高利潤藥。
最重要的,是要不斷推進新醫改,推進全民醫保,盡管在2009-2011年,醫保覆蓋了超過12億人,但所謂的“三醫”城鎮職工基本醫保、城鎮居民基本醫保、農村新農合還沒實現聯動,并且也體現不了社會公平,這還沒把行政事業單位的公費醫療納入討論。為今之計,需要切實推進全民醫保,在覆蓋面擴大之后,需要提升其真正的內質含量,為民眾提供更具支付能力的醫保保障,只有在此基礎上,適當提高醫院的醫療服務費由醫保埋單,才能真正在醫院層面杜絕以藥養醫。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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