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城鎮化不能盲目求大

最近一段時間，特大城市、大城市規劃和建設成為關注焦點，諸多地方政府借新型城鎮化的胎動積極謀劃，進而引發熱議。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最近幾年，一些民間組織開展了對大城市功能和發展障礙的評價，諸如“中國最不宜居十大城市”、“中國交通最擁擠十大城市”、“中國最衰落十大城市”，甚至有機構還評出“中國十大鬼城”。

　　這些大城市暴露出的弊端，主要集中在交通擁擠、環境污染、房價高企、就業困難、外來人口得不到人文關懷等，突出反映在以下幾“荒”：需要城市管理者舉債投入大量資金建設的地鐵、輕軌基礎設施，引發“錢荒”；需要配置大量住房設施而出現“樓荒”；由于醫療衛生資源過度集中，外地中小城市群眾集中到北京等大城市就診引發的“醫荒”；由于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引發的“校荒”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往往只是一座中型城市聲稱要建設升級為“大城市”、或是一個單獨地理單元的城市要建設和延展“城市群”，而當下地方利用新型城鎮化，發起的新一輪大城市“規劃熱”顯然已超越了這種限度。

　　地方政府應意識到，大城市過度膨脹會給管理者帶來巨大的民生考驗。城市規劃和建設有其客觀規律。建城市是“大”是“小”，不僅受制于產業結構、資源稟賦、人口容量等經濟因素，還受制于歷史、文化、科技、生態、習俗等社會因素。中國目前需要的不是鋼筋水泥壘起來的大城市，不是行政區劃概念意義上的大城市，不是資源壟斷、層級盤剝的“大魚吃小魚”的大城市，而是應該創新大城市的發展思路，通過非硬件的增量，如通過互聯網來拓展大城市的“柔性”和“軟性”，形成更多智慧城市。

　　只有這樣由“硬”變“軟”，由“剛”變“柔”的城市發展新路徑，方能推動整個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壓縮過剩產能促進新興產業發展，同時也使所在城市的民眾得益受惠。

　　因此，未來中國地方城市的發展路徑宜具備如下特點：

　　一是創新城市規劃機制，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城鄉建設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基礎設施和生態環保等規劃“多規融合”，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不能把所有資源都擠壓在大城市分配。二是通過設立“縣轄市”增加設市數量。規范“縣改區”，以增強市縣發展自主權。三是要實行“小政府、大社會”管理模式，建議新設市可參照開發區模式，不設面面俱到的“四套班子”。四是實行大中小城市同步發展，以舒適、宜居、幸福、健康等指標代替現行的考核指標，防止利用新的大城市規劃和建設，出現新一輪土地城鎮化、房地產城鎮化的傾向。

　　與此同時，要改革基礎設施投融資體系，理順市政公用產品和服務價格形成機制，使市政基礎設施項目能夠具有穩定的、可預期的現金流。打破基礎設施經營壟斷和福利化供給機制，積極吸納民間資本參與。有條件的城市，應擴大自行發債試點范圍，健全地方政府舉債的法定程序，改變地方融資平臺“抵押靠土地，付息靠賣地”的傳統方式，把地方債全額納入預算管理，不能因為領導更迭就“人走政息”，防范大城市集中投資帶來的風險。

　　在各地大中小城市規劃建設的過程中，要重點防止大城市的“吐”、“吸”、“壓”消極現象，即對環境污染的“吐出效應”，影響其衛星城、周邊中小城市的生態環境；對各類稀缺資源過度的“吸納效應”，使中小城市對年輕人的吸引力下降；對消費能力的“擠壓效應”，將大部分居民購買力集中在少數大城市，擴大了地區經濟的不平衡。當前還需注意的是，除要剎住各地的“造城”、“擴城”之風外，還應該扼制不切實際的“造園”、“造街”勢頭。

　　總之，新型城鎮化的方向絕不是造城擴城，大城市也不是越大就越美。除了要防止貪大求洋、貪大求快外，必須提高中小城市和特色城鎮對人口的吸引力，要意識到北上廣深等大城市“城市病”漸顯，避免再走類似彎路。同時要嚴格把住城市規劃和設計關，扎扎實實通過調查研究、問計于民進行城市投資和建設，使更多的城市既能以城為棲，“筑巢引鳳”，又能以業養人，形成良好的可持續發展局面。

來源：財經國家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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