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推進新型城鎮化應更多地依靠市場

　　“不要什么事情都是黨和政府的，硬邦邦的，（黨和政府）是骨骼，當然你還要很多韌帶、軟組織。”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城鎮化國際論壇上，如何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是延續政府主導的模式，還是逐步擴大市場對其的影響，成為討論的熱點之一。

　　周其仁認為，應當減少政府主導，逐步增加市場機制和社會機制。

　　讓市場配置資源

　　周其仁指出，到目前為止，我們國家的城市化、城鎮化的主要特征是政府主導。這是歷史形成的，大概分兩個階段，改革開放之前是鼓勵工業化、抑制城市化；之后政府主導政策轉向了推進、鼓勵、承認城鎮化的發展。

　　這樣的結果是，我國城鎮化率從上世紀80年代早期的不到19%，現在已經達到了51%~52%。但這樣的城鎮化是高度行政化的城鎮化，這和城鎮化發展的其他方面存在矛盾。最終無法解決城鎮化過程中人口的轉移和資源的合理配置等問題。

　　解決的方法是“兩個方向松動”。周其仁說，第一是更多地依靠市場。

　　他舉例說，目前我國城市工業用地占的比例驚人。“深圳地價很高，深圳的工業用地占城市的35%。上海好很多，但是上海跟東京比、跟新加坡比還有不少的距離。怎么造成的，我們招商引資，人為地壓低地價，我們把土地分成這個用途那個用途，對它的價格形成任意進行干預，不讓它打通。你不讓價格反映這個機會成本，這個資源是配置不好的。”

　　因此，在他看來，如今的解決辦法并非“把這個管制搞得更細，而是去掉一些管制，讓價格機制在更大區間、更大的范圍、更多的品種當中發揮作用”。

　　他指出，城鎮化建設必然面臨著籌資，而目前“每個鎮、每個鄉、每個縣”都在搞城鎮化，將來的財務風險和金融風險非常大。而城市化人口流動并不受這一因素的支配，這就造成了資源誤配帶來的浪費，這成為我國現階段一個很大的矛盾，“城鎮化的風險，如果主觀地看，脫離實際就是風險，建了一大堆房子，錢都是銀行借來的，人氣不來，誰給你埋單呢？”周其仁對記者說。

　　讓社會參與管理

　　而城市化當中最難駕馭的一個變量就是人氣，他說：“有的城市很有人氣，特別是我們國內這一階段快速起來的城鎮，房子很漂亮，規劃也不錯，就是沒有人氣。這個人氣不是按照命令來的，它有大量的學問。”

　　這就是周其仁指出的第二點建議，讓社會參與城市管理。

　　“攤販協會也可以參加市政討論的。”周其仁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提出這樣的觀點，在他看來，攤販是對人群最敏感的一群人。

　　“你看攤販到哪里去擺攤，他要做好多研究的，他如果不往人愿意去的地方去，攤販的生意就毀了。所以我始終認為，攤販應該參與城市管理，而現在差不多攤販在各地都是城市管理對象。”周其仁認為，像非政府組織在城市管理中會發揮很好的作用。

　　“哪些地方有秩序，哪些地方沒秩序，其實我們公眾和市民在里頭都是利害相關的。不要還是跟過去三十年、五十年一樣，專家有任何意見都只跟政府去講，有時候他們也挺累的，聽了也不可能全都辦得到，政府精力能力都是有限的，過去模式加在政府頭上的東西太多了，責任太重了。”周其仁說。

　　因此，周其仁建議要把兩種東西組合在一起。雖然把非常硬性的行政主導變成一個，不是一天可以變過來，但他認為可以通過擴大利用市場，擴大利用相對價格來配置資源，然后擴大社會參與度，包括參與規劃，包括不同專家的意見，以及各種各樣的市民組織。

　　“可目前我們對市民的理解太簡單了。讓農民變成市民，好像給他發個社保就變成市民了，市民是一個參與公共活動的概念。”周其仁對記者說，“我最早到發達國家去，看到他們有好多討論，垃圾怎么處理，下水道怎么處理，哪里有什么問題，而我們這個社會好像一切都依賴于（清官），任何事情都反映給清官，最好是24小時不睡覺。處理所有公務。這個模式得改一改。”

　　“這么大的一個地方，哪個地方應該發展什么，哪是官員和專家可以定的，應該是無數人在里頭參與做決定，投資人說我到哪里去投，打工的人說我到哪里去打工。決策權越豐富，最后的決定越可靠一點，這是我的觀點。”周其仁說。（作者：徐燕燕）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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