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等發布《中國城鎮化質量報告》，為地級以上城市城鎮化質量排名，根據這項排名深圳、北京和上海為前三甲。
當前，新型城鎮化、工業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的新四化建設，是未來經濟高增長的支撐點，且由于工業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等可控和可塑性上弱于新型城鎮化，因而今年甫一開局，全國各地都為市場準備了一份新型城鎮化的投資盛宴。而此時用具象指標量化和標準化城鎮化質量，顯然為各地的新型城鎮化提供參照。
不過，報告過度強調人均GDP、可支配收入和城市規模等與城鎮化質量的正向關聯，不僅令人疑思這些指標能否客觀呈現城鎮化質量，而且引發我們對城市經濟乃至經濟增長績效的深層考慮。一些研究者基于城鄉居民消費比，認為人口城鎮化會促進消費增長，為經濟注入新動力。但若考慮到目前已有2億多非城市戶籍居民已在城市生活，那么人口城鎮化很難提高最終消費，如前兩月社會消費率零售總額增長12.3%，為2004年以來最低，反映預期人口城鎮化提高消費有些過于理想。
事實上，當前中國城鎮化質量值得關注，根源于中國的投資邊際回報率和全要素生產率都趨向回落狀態，使經濟倚重為追求資產收益而非利潤最大化的負債投資，加大經濟增長困惑。其一，人口老齡化和工資上漲，能源等高對外依存度，3D打印、人工智能和納米新材料等技術變革，既壓縮了追求利潤最大化投資的邊際收益率，又降低了國際技術在國內的外溢程度，導致利潤最大化投資的機會和空間收窄，使國內投資趨向于追求資產泡沫逐利收益。
這類投資不僅是低就業投資，降低了城市對戶籍勞動力的安置能力，而且對城市經濟的社會分工產生了明顯影響，即城市社會分工網絡面臨退化特征，典型的就是城市越大，房價越高，城市運營成本和企業運營成本越高，最能安置就業的產業在高運營成本下被迫向城市外轉移就業，如上海等地自2010年就出現企業實體部分的外移。
其二，目前地方一些投資都屬于負債投資。這種投資盡管可提高城市規模、人均GDP等，但卻并不真正產生經濟增加值EVA。民航總局李家祥認為，盡管全國150多個機場虧損20億元，但帶給地方2萬億元以上的經濟量。
這種投資盡管在虧損下可做大GDP，但卻佐證了中國投資邊際收益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在下降，潛在經濟增長率也在下降，并或將使地方面臨債務緊縮風險。有關研究測度中國非金融機構的負債為GDP的2倍以上，這些巨額投資在投資邊際收益率下，會導致資本外流持續加快，人民幣貶值壓力突出，國內市場真實利率趨高等，并使經濟陷入債務緊縮，并將牽制貨幣政策的能動性。
如果適度使人民幣貶值，已擁有大量外債的地方政府和國企等將因債務緊縮而反對自2010年以來房企、國企和地方政府借了大量外債，甚至觸發房價泡沫破裂；而若維持人民幣堅挺，中國順差收斂，外匯占款低增長，進而抬高市場利率，增加本幣計價的債務成本，使其面臨債務緊縮。顯然，以上投資都可能會做大債務緊縮蛋糕。
由此可見，城鎮化質量不是經營城市的質量，不是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的多寡，而是城市對居民內斂的情感忠誠度和行為忠誠度。否則，城市很容易肩扛負債增長重負，加劇經濟泡沫化，提高城市運營成本。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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