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低端群體收入應是分配改革重點

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收入分配改革，歷來備受關注。近期，隨著市場各方對此項改革方案即將推出充滿期待，收入分配改革的討論也再度升溫。我們以為，在以縮小貧富差距、提升全體國民福祉為主要目標改革頂層設計中，應先將提高低端群體收入作為改革的重點之一，大力提升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并以此為改革基點，破除各項體制機制弊端，逐步消彌日益凸顯的貧富差距。

　　需要大力提高收入的低收入者，在當前大致包括普通工人、農民和社會困難群體收入。這一群體的規模究竟有多大呢？此前民政部的一項統計對此進行了大致的勾勒。數據顯示，截止2011年9月，包括城市低保對象、農村低保對象、農村五保對象以及國家優撫對象在內的四類國家保障對象，數量接近9000萬人，如果再加上900多萬的城鎮失業者，僅以此計算出來的低收入群體就已近億。此外，也有人按照聯合國貧困人口的標準計算認為，中國貧困人口的數字應該在2億左右，真實的低收入群體不會少于4億人，照此推算，這幾乎占到了中國人口的近三成。

　　如此龐大的低端收入群體，在過去幾十年國民財富快速增長的過程中，并沒有充分分享到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增長成果，也因此形成當前越來越懸殊的貧富分化。有這樣一組描繪貧富現狀的數據被廣泛引用：中國社會貧富差距由改革開放初期的4.5∶1，擴大到目前接近13∶1；全國收入最高的10%群體和最低的10%群體的收入差距，已經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

　　國際上用于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也已經發出警告。此前社科院副院長李揚認為，可以證實的數據顯示，2007年中國的基尼系數是0.475。按照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基尼系數達到0.4是警戒線，0.5是危機線，即認為0.4以上已經屬于收入差距較大，由此可見，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警戒線，逼近危機線。

　　較大的收入差距，特別是少數人擁有大部分財富，而低端收入群體數量龐大，這樣遠失“公平”的現狀，帶來的不僅是國內消費難以有效提升，更為社會長期發展埋下種種隱患。有研究指出，2011年中國人均GDP已達到5432美元，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中端，在這一水平上，如果不能有效解決收入分配公平問題，民生福利和財富增長的不協調問題，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為大多數人享有問題，社會問題將激化，國家極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說，把提高低端群體收入作為這次收入分配改革的重點之一，長期看利于實現社會公平，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短期則有助于擴大內需，提升國內消費水平。

　　從“穩增長”的角度看，擴大內需、刺激消費，顯然更有利于抵御當前經濟下行的壓力。如果低收入群體的收入能有明顯提升，其釋放的消費潛力將不可低估。我們知道，經濟學上有個“邊際效用遞減”的規律，從收入與消費的關系看，收入水平越低的個人或家庭，其消費率越高，相反，收入水平越高的個人或家庭，消費率越低。按照這一規律，提升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其帶來的消費效用，將遠遠大于中高收入群體的效用。以進城打工的農民工為例，有研究認為，如果按現代勞動力市場規律辦事，實行同工同酬，上億農民工每年至少可多收入3千至5千億元，這一金額遠高于免除農業稅、家電下鄉補貼等惠農措施。農民是中國最大的消費群體，農民工的這一收入“欠賬”能否得以消除，可以說直接關系到國家內需的擴大和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大力提升低收入群體的收入，讓全體國民走上“共富”之路，就應當以改革的勇氣和魄力，破除各項體制機制弊端，多管齊下，綜合施策，既要通過政府減稅、企業讓利，從一次分配中提升勞動者收入，又要借助二次分配途徑，完善社會保障等制度。

　　具體而言，一方面，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有觀點建議，可以考慮實施規模在千億元的減稅計劃，化稅為薪，既可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又可以避免部分企業因工資水平增加陷入困境。另一方面，社會保障制度是低收入家庭最后一道“防護網”，政府應繼續加大社會養老、失業、基本醫療、住房等保險的范圍和力度，提高社保水平，逐步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社會財富分配格局更加合理均衡。（趙洋）

來源：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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