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有助于避免政府行政權力可能被過度濫用。
在重慶和上海先行開征房產稅兩年之后，更大范圍的試點極可能將在其他城市啟動——據此前《華夏時報》報道，湖北省已將房產稅試點定在鄂州。近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吳曉靈則提出，房產稅不應再搞試點，“稅收還是應該由人大來立法”。
房產稅到底應以何種形式征收？其具體征收的稅率究竟應該是多少？應在何時才向全國推行？面對如此眾說紛紜、爭議加劇的亂象，我們不僅應廣泛地傾聽民意表達，更應針對房產稅盡快明確立法思維——以程序合理而論，“明確立法”更是“民意表達”的必要前提。
盡快明確房產稅征收的立法思維，這既是尊重立法程序的剛性需要，亦是靜觀房產稅試點實踐的無奈選擇。以尊重立法程序而論，其實我國人大早于2009年即廢止了對政府的稅收立法授權，在這種情況之下，通過全國人大對房產稅征收啟動立法程序，完全符合法理要求，從而避免政府的行政權力可能被過度濫用。
就房產稅試點的實踐而論，盡管各試點城市在正式啟動試點之前，亦部分考慮到當地的民意呼聲，但卻對各自的地方財政權衡得更多，更難以充分體現其他地方民眾的訴求，這從已經啟動試點的重慶和上海的房產稅實施細則，以及行將啟動試點的湖北鄂州的房產稅實施細則，其三個版本的大相徑庭即可窺之一二。
事實上，與其他類型的立法相比，稅收立法因關涉到廣大民眾的切身利益，故而民眾對此的關注度更高，而欲真正降低民眾的抵觸情緒，以及減少未來執法的操作難度，則應通過全國人大啟動立法程序，通過制度保障民意表達的廣泛性和充分性，從而由此獲得民眾的理解和支持。
在這方面其實已有較好的前例可鑒，去年2月通過的車船稅法草案二審稿，即一改此前一年車船稅法草案出臺時的群情激憤局面，其之所以能夠獲得相對廣泛的民意支持，是因為在2010年出臺車船稅法草案后，全國人大廣泛征求民意，僅一個月左右即收集近10萬條。
而如果當下行將擴圍的房產稅試點，持續缺乏立法思維，則將不可避免地帶來行政主導下的實用主義，以及地方政府自利下的本位主義，而由此亦必然帶來難已遏止的輿情紛爭、不確定性的宏觀經濟預期，以及未來全面推行房產稅的執法難度。（楊國英）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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