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一季度經濟數據顯示，在8.1%的GDP增速中，消費拉動6.2個百分點，達到20年來（1994年以來）最強勁的狀態；與此同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達到了77%，更是差不多上升到了近30年來（198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這一水平和美國1990年代時略高于80%的水平相比，已僅有一步之遙。困擾中國二十多年的“頑疾堅冰”———消費不振，似乎瞬間化解消融！
然而，現實果真像數據看起來的那么美嗎？
從國民經濟統計的角度，最終消費包含兩部分，一部分是居民消費，另外一部分是政府消費。根據相關資料分析，自1978年以來，我國政府消費在最終消費中的占比幾乎每隔10年就要上一個臺階：上世紀80年代大約穩定在21%-23%，上世紀90年代上升并穩定在24%-25%，2000-2010年進一步提高到了26%-27%的階梯上；2011年已爬上了28%，大有再上新臺階之勢。
這種政府消費在最終消費當中占比逐年提高的態勢，暗示了政府消費增速可能在絕大多數時間高于居民消費增速。資料證實，在1978-2011年的34年中，其中有22年政府消費增速高于居民消費增速，34年中政府消費平均每年要比居民消費增速高1.4個百分點。
進一步的數據分析發現，政府消費的增長往往和財政支出的增加亦步亦趨。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國最終消費對經濟貢獻的提高，往往與財政支出的擴張與收縮密切相關。
也就是說，我國國民經濟統計數據中呈現的所謂“結構優化”，的確是得益于財政政策刺激的功效。只是這種“財政藥方”的“有效成分”，主要不是經濟學者們都期望看到的“居民消費”的增加，而是“政府消費”的上升。
退一步說，即便這種“政府消費”最終都是花在了居民身上的———換言之是代替老百姓花錢的，這種情況仍然不是最終能夠有利于結構優化的舉措。古人云，“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說，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不可能有任何外在的主體能比你自己更能夠把錢花到你的心坎上。如果這樣，與其“刺激消費”，還不如減稅，把原本用來刺激的錢，留給消費者自己花。
而實際上，“政府消費”往往對應著政府機構和人員的擴張，由此導致政府對經濟管制的過分擴充———有人就總得管點事兒。這反倒最終對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不利的。（作者為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來源：中國審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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