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稅改革重在激發正面效應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居民收入雖整體呈現上升趨勢，但由于種種原因，內部貧富分化嚴重。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彌補，此時，進一步發揮稅收等對收入的調節分配作用，重要性越發顯現。

　　近日，國務院印發《關于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提出健全包括個人所得稅在內的稅收體系，逐步建立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進一步減輕中等以下收入者稅收負擔，發揮收入調節功能，適當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力度。

　　此番再度提及個人所得稅改革，印證了個稅制度作為調節收入的重要手段，改革如今已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回顧歷史，上一次個稅調整要追溯到2011年，時隔五年多，個稅已一定程度上變異為“工薪階層所得稅”，漸漸違背了調節收入的設定初衷，甚至開始出現負面效應。

　　高層對于個稅改革此前亦有發聲。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今年兩會期間提出，個稅改革方案已提交國務院，關于方案詳情，單純提高征收標準不是個稅改革方向，中國將轉向綜合個人所得稅體系，新體系將基于完整的資產信息，房貸利息、教育和撫養子女費用將可減稅。隨后在今年7月，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公開稱，房貸利息抵扣個稅已經確認，并且可以確定該方案將會在全國推廣。

　　實際上，無論是《意見》要求發揮稅收調節功能，還是財政部官員關于個稅抵扣綜合化的言論，無疑都是改革的方向。通過收入的二次分配，完善居民收入分配制度，不僅可以調節一次分配的不公，亦可激發提振國內消費的正面效應。

　　以個稅調節收入分配，除了減輕中等以下收入者稅收負擔外，《意見》還提到要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力度。因為并未言明何為“高收入者”，令十年前個稅自行納稅申報辦法中設定的年收入12萬元被拿出炒作，并由此引發民眾質疑，之后財政部、國稅總局多位專家出面辟謠。

　　的確，高收入者的界定，既不能繼續執行十年前的標準，也不宜“一刀切”。每個城市因物價和生活水平的不同，每個家庭因支出負擔的不同，都不應一概而論。舉例而言，年收入12萬在中西部三四線城市還可稱為“高收入”，但在一線城市則遠遠稱不上；同時，居民個人或者家庭在房貸、贍養老人、教育子女等剛性支出方面的不同，也應予以區別對待。

　　換言之，就中國目前個稅占總稅收僅6%左右的比例來看，開征個人所得稅以增加財政收入不應成為主要目的，調節社會財富分配、體現社會公平才是重點，而在這個過程中，要謹防誤傷“偽高收入者”。

　　此外，當前個稅制度主要通過工資收入征稅，而不少高收入者往往工資性收入占比不多。其他如勞務報酬所得、股息紅利、房租、財產轉讓所得、承包承租經營所得因使用稅率不同，甚至出現漏征，不僅導致不公平，還令國家稅源流失。因此，各類所得盡可能納入綜合征收范圍，糾正個人所得稅淪為“工薪稅”的現狀。

　　總之，任何一項改革，都要以激發正面效應為目的。以稅收調節收入分配，政策適當則既顯公平，又能促進消費，是利國利民的得力之舉；如若不當，將加大社會中間階層負擔，其損害非財政收入可以彌補。個稅作為一項體現社會公平的重要制度，改革已迫在眉睫，中國經濟發展至今，也急需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轉自：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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