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成本需要激發企業主觀能動性

　　今年以來，國務院層面已經就減稅降費等降成本舉措進行多次部署，各部門也出臺多項政策，地方層面的降成本方案也在密集出臺。目前，已有25個省份出臺了“降成本”具體方案。一系列舉措今年將至少為企業降低7000億元以上的成本。下一步降成本政策儲備中，降稅費將繼續成為著力點，包括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率等更多舉措正在醞釀中。（據《京華時報》）

　　根據工信部中小企業發展促進中心發布的《2015年企業負擔調查評價報告》，79%的企業反映“人工成本快速攀升”，66%的企業反映“融資成本高”，反映“稅費負擔重”“招工難”的企業分別達到54%和43%。據統計，去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率僅為5%出頭，而貸款利率通常超過5%。高昂的成本擠占了企業的利潤空間。而國家大力倡導降成本來為企業松綁、減負、增效，符合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宗旨，也滿足了企業在新一輪經濟發展中做大做強的利益訴求。為企業降成本，固然可以從外部環境方面幫助企業，特別是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稅費負擔、物流成本等方面下手，但卻千萬不要忽視了激發企業主觀能動性。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與增長進入新常態，隱藏在中國企業生產經營中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進一步凸顯，一方面傳統工業中低端產能出現了嚴重的過剩，那些固守在這些落后產能中的企業，面對人力成本上升，招工難的狀況，只能艱難度日，對追求市場效益根本沒有回旋的余地，降低人力成本上升，就是減少招工人數，而國家降成本對這些傳統型企業的作用非常有限，既不能幫助其提高企業生產率，也不能改變其市場被動性，更無力幫助他們在轉型升級之中尋找到新的出路，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由于跟不上消費革命的新潮流，變成了消費市場中的滯銷商品，無形之中推高了企業的生產經營成本。

　　另一方面由于企業科技創新能力嚴重滯后，導致了高端產能嚴重不足，特別是高科技產品在市場份額中比例嚴重偏低，影響著中國制造實際的市場占有率和知名度。而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是努力促進經濟升級，尤其是工業升級———就是利用高科技、新創造發展新興產業，來提高中國制造在高端制造方面的能力和水平。國家降成本對依靠科技進步發展起來的高端企業，從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稅費負擔到物流成本等方面，將帶來更多的可抵扣項目，會減少上交增值稅，則能從根本上幫助科技型企業進入良性的發展階段。

　　再者，國家降成本的出發點，不僅僅是通過降低稅費負擔來為企業減負，更重要的是企業必須從自身發展的實際出發，尋找符合企業生存與發展的方向和目標，必須拋棄低端生產經營的低成本競爭、低權益生產、低端化生存、定價話語權微弱、贏利能力低下的固態化發展思路，實現由產業鏈低端向產業鏈高端的轉變，由制造環節向產品設計、品牌營銷環節的轉變，由貼牌生產向自主創新、自主品牌的轉變。就必須把淘汰低端產能當作企業“斷尾求生”的選擇，只有當企業把淘汰落后產能、落后工藝、落后產品當作降成本的一項主要任務來推動時，國家降成本的宏觀意圖才會得到有效的貫徹落實。

　　為企業降成本，與其在稅費上三番五次尋找突破點，不如把重點放到支持企業加大技術進步力度，加快先進裝備更新換代，加大新材料、新技術、新工藝的引進與使用力度，加強對勞動者業務和技能培訓上。這會倒逼企業不再把眼睛盯著國家的政策支持上，而是把注意力放到企業自身的發展上，從企業管理的細節入手，把降成本融入到生產經營的每一個環節中去，通過大量的研發投入、裝備更新、勞動培訓等方面來實現企業生產管理的最優化，勢必推動企業在轉型升級中實現自身的跨越與進步。

　　由此可見，降成本需要國家政策的強力支撐，更需要企業發揮主觀能動性，當兩股力量擰成一股繩，企業就有可能擺脫“低成本依賴”，走出“低效益發展”，跳出“粗加工生存”，改變總處于產業鏈低端、利潤率微薄的命運。從國家公共治理而言，通過簡政放權，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真正發揮作用。國家更多運用市場化機制，破除要素市場化配置的制度性障礙，充分激發企業家精神和企業活力，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真正發揮決定性作用，從而有效提升整體經濟運行效率。

　　轉自：中國質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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