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全年GDP增長率為6.9%。這是自1991年以來，GDP增長率首次“破7”。
1978年以來的30多年中，中國GDP年均增長率高達9.8%，近一半年份是超過10%的超高速增長；而低于8%的“波谷”，在2011年之前只出現過四次共7年；目前的這個“波谷”是從2012年開始的，已持續4年低于8%，2015年更是跌破了7%，而且這種狀況很有可能將持續幾年。這樣的走勢反映出，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新常態，其特征之一就是從超高速增長轉變為中高速增長。
6.9%是中高速增長，它符合7%左右增長目標的要求。這個增長率也使“十二五”時期的年均增長率達到7.8%，超過了“十二五”規劃預期的7%的增長目標。在這樣的基礎上，“十三五”時期的年均增長率只要略高于6.5%，2020年的GDP就能比2010年翻一番，進而實現“三步走”的目標。這就是說，沒有必要追求超高速的增長。
從現實情況看，在新常態下，今后追求超高速增長是缺乏條件的。首先，“人口紅利”已經消耗得差不多了，勞動力的增長將放緩。其次，資源環境的承載力大大減弱，土地越來越貴，環保的要求越來越高，約束著經濟的增長。第三，在基本需求得到滿足的前提下，投資和消費需求的增長空間也不如以前那么大了，出口的增長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限制，“三駕馬車”對經濟的拉動力減弱了。第四，當前還存在產能過剩等問題。因此，以往經常出現的10%左右的增長，今后很難再出現。
考慮到現實性和必要性，我們應該放棄對超高速增長的追求，主動地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但是，習慣了超高速增長的人們，要適應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可能還需要一個心理調適的過程。很多人對于拉升經濟增速，仍然是滿懷期待，他們希望創造新的增長點，拉動經濟快速增長。
2015年以及前幾年GDP增長率下滑，從需求來看，主要原因是投資增長乏力，2012年以來，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從20%以上逐漸掉落，2015年只有10%；從產業來看，主要原因是工業增加值增長減速，2012年之后就跌到了8%以下，2015年只有6.0%左右，拖累了GDP的增長。相比之下，消費和第三產業的增長率是高于GDP整體的，2015年，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為66.4%，比上年提高15.4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8.3%，占GDP的比重提升到50.5%。這樣的狀況使很多人以為，消費需求和新產業能成為拉動GDP加快增長的新動力。
消費占比當然應該提高，以往為追求超高速增長而加大投資力度的做法，已經使投資和消費的比例失衡。新產業的發展也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但是，如果為了加快經濟增長而大力刺激消費與新產業，則可能帶來新的失衡，那也是不利于經濟長期發展的。
消費應該“量入為出”，超前消費、過度消費是有隱患的。美國消費占比非常高，一度使美國經濟維持了較快增長，但這種模式最終走向了經濟危機。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消費的增長是受GDP增長影響，GDP增長快的時候，消費增長才快，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被GDP增長拉動，很難成為拉動GDP增長的強勁動力。2015年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大大超過投資，那是因為投資增長減速了，而不是因為消費增長加速了。在經濟增長以及收入增長減速的情況下，應該告誡人們理性消費，而不能鼓勵他們靠借貸、補貼高消費。
新產業的發展更是被寄予了厚望，但靠它加速經濟增長其實是有風險。新產業的體量與傳統產業相比，體量不算大，要使它成為加速經濟增長的力量，就要推動它爆發式地增長，而這又要靠高杠桿融資，這就可能迅速積累金融風險。美國世紀初互聯網泡沫的破滅，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就是我們應該引以為鑒的教訓。中國金融業近年也經歷了快速發展，我們要防范“脫實向虛”的風險。
在新常態下，我們應該放棄對超高速增長的追求，領會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堅持協調發展，就像習總書記所說，“協調既是發展手段又是發展目標，同時還是評價發展的標準和尺度，是發展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是發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統一，是發展短板和潛力的統一”。
轉自：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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