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三地農藥管理聯防聯控協同發展機制已正式啟動，今后，從農藥的生產、銷售、使用、抽檢到農產品農藥殘留檢測，三地將全部實行聯防聯控。此外，三地農藥質量和蔬菜農藥殘留抽檢結果實行互認制，一旦發現蔬菜等農產品存留問題農藥、超標農藥，三地將同時下架。
我國作為農藥生產、使用大國，單位耕種面積化學農藥用量是世界平均用量的2.5倍以上。尤其是近十多年來，農藥的濫用嚴重污染環境，破壞了農田的生態平衡，并導致害蟲的抗藥性不斷增強，對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形成了制約。農業病蟲害日益嚴重，農藥用量越用越大，而防治效果卻越來越差，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濫用高毒農藥屢禁不止的背后，是一種經濟利益的博弈。如高毒農藥價格優勢明顯，而相比之下，高效低毒低殘留農藥因覆蓋面小，所以價格相對較高。以此而論，禁止使用高毒農藥還遠遠不夠，關鍵是找到合適的替代品，并放開技術和生產門檻，使其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在價格相差無幾的前提下，即使僅為自身安全著想，農民也會更多地選用低毒農藥。
科學研究表明：食品中即使存在某種農藥，只要含量低于限量值，也可以放心食用。有農藥殘留并不代表農殘超標，事實上，在停止使用農藥一段時間后，農藥殘留是可以降解到安全標準范圍內的。現在的關鍵是如何引導農戶不濫用高毒農藥，對于農藥的限量應采用疏堵結合的方式。一方面，要限制高毒農藥的使用范圍，出臺補貼政策，鼓勵使用生物農藥、低毒低殘留農藥。如在歐洲一些國家做生態農場，政府監管部門會認定其是否為環境友好型，如果是就會給予補貼。另一方面，進一步理順監管體制。在美國，農藥登記、殘留標準的制定以及風險評估，主要由環保部門負責；管理和檢測主要是農業部門；執法的是食品藥品部門。幾個部門之間形成相互制約的關系，有利于產生良好的監管效果。就國內而言，如果是由一個部門從立規與執行一管到底，既對信息公開和監管造成障礙，同時也難以公正地評價管理的有效性。只有加強協調，形成合力，嚴把高毒農藥的規范銷售；出臺政策，加快生物農藥替代步伐；嚴格執法，對違規使用超標農藥者施以嚴懲，才能讓食品安全的制度善意“照”進現實。
來源：中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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