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日前印發《關于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意見》下稱《意見》,它以清單方式明確列出在中國境內禁止和限制投資經營的行業、領域、業務等,市場準入負面清單以外的行業、領域、業務等,各類市場主體皆可依法平等進入。
“負面清單”最早可能源自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貿易區,2013年上海自貿區在中國率先采用這一模式,如今更大范圍內推廣的“負面清單”,自然得益于上海的經驗,同時也做了更多完善的安排。
在兩年前上海推出“負面清單”后,李克強總理在這個基礎上又提出“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負面清單”是明確企業不該干什么,做到“法無禁止皆可為”;“權力清單”明確政府能做什么,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責任清單”明確政府該怎么管市場,做到“法定責任必須為”。
這些清單的意義并不限于鼓勵了多少投資、激活哪些實體經濟,還在于它逐漸厘清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李克強在擔任總理后第一次答記者問,解釋結構改革和轉變職能時說:“市場能辦的,多放給市場。社會可以做好的,就交給社會。政府管住、管好它應該管的事。”
三張清單也是李克強逐漸兌現其任職承諾的體現,如今社會上,抱怨“磨破嘴、跑斷腿”的事情越來越少,因為被封存的審批公章越來越多,簡政放權已漸入佳境,改革紅利在大放異彩。尤其是10月1日開始,工商、稅務、質檢三個部門全面實施“三證合一、一照一碼”的登記制度改革,全社會都將從中獲益。
簡化辦事流程、提高行政效率、加速社會資源的流動,這是“清單”一方面的價值,另一方面,清單還將成為有限政府、責任政府、透明政府建設的重要抓手,無論是管理者,還是相對人,權力的運轉都將清楚明白。
要知道,十八大以來“打老虎、拍蒼蠅”的反腐風暴里,落馬的官員中相當一批就掌握了審批權。如果說個人貪婪是促成他們走上經濟犯罪的內因,那么制約權力的籠子欠缺則是一部分外因,因為官員手中有不受監督的權力,運行起來也缺乏規范,項目批還是不批,要不是拍腦袋,就拍口袋。
如今“負面清單”全國推廣,對于很多企業而言,是否可以進入某個行業、領域和業務,不再需要“求爺爺、告奶奶”地看領導臉色,更不需要唐僧那樣給二尊者送上紫金缽盂才能把真經取回。
這種安排看似約束官員的手腳,其實也是卸下了官員的重擔。因為市場準入的規則已經明確,只需要依法照章辦事,他們不需要徇誰的私情,也不能覬覦誰的銀子。“負面清單”的公布,市場和政府的關系就將變得清晰明了,它將重塑幾十年的政商關系,這可能是三十多年來最具里程碑意義的事件之一。
當然,“負面清單”并不是一勞永逸的,它本身也需要不斷修訂和完善。《意見》也明確,從今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在部分地區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探索形成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及相應的體制機制,從2018年起正式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我們期許兩年后的中國市場,尤其是政商關系呈現出煥然一新的氣象。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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