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霧霾應發揮經濟杠桿作用

　　近年來，霧霾問題已成為我國大氣污染危害升級的突出標志。一些霧霾嚴重的城市實施控煤、控車、控油等污染防治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離實現呼吸清潔空氣的目標尚遠。而一味采用車輛限行限購、工廠停工停產等簡單化行政手段治理霧霾，不僅容易引發社會矛盾，而且治標不治本。那么，霧霾到底應該怎么治理？

　　霧霾的成因復雜

　　“治理霧霾，首先要搞清楚霧霾的成因。雖然這需要進行大量科研分析，但基本判斷已經有了，即其明顯與我國國情中如下幾個要點緊密相關。”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表示，第一，我國約９４％的人口聚居于４３％左右國土面積的黑河—騰沖線（亦稱“胡煥庸線”）的東南方，使能源消耗、環境污染壓力呈現“半壁壓強型”；第二，我國基礎能源主要是國內儲量豐富的煤炭，目前全國電力供應中約８０％是燒煤的火電，而煤的清潔化使用難度高，大氣污染等負面效應突出；第三，近幾十年，我國在特定發展階段形成了重化工業支撐的超常規、粗放式、外延型快速發展模式，單位ＧＤＰ能耗系數高，污染因素高度集中而又難以有效化解。這些情況可稱為我國能源、環境壓力方面的“三重疊加”，也是在解決霧霾問題時辯證治理、對癥下藥強調結構優化、供給管理的客觀依據。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礦業大學（北京）副校長姜耀東表示：“實事求是地講，導致霧霾的一個主要因素不是煤炭，而是煤炭的粗放利用。減少霧霾成因，應當將分散燃燒的煤炭盡可能改為集中燃燒，提高煤炭發電的比重，特別是應大力發展大容量、高參數的燃煤火電機組。這些措施各方面已經形成共識，國家也制定了相關政策，但由于體制原因，落實中并不順利。”

　　“盡管有頁巖氣、可燃冰等非常規能源出現，目前煤炭仍然是最廉價、最安全的能源。基于資源稟賦的原因，未來煤炭作為我國主體能源的地位不會改變。現在的關鍵不是‘革煤炭的命’、‘去煤化’，而是如何將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姜耀東建議，在國家層面，把推動煤炭清潔高效利用與發展清潔能源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形成以經濟手段為主的長效機制

　　“在我國能源、環境壓力方面的‘三重疊加’中，除了人口分布、自然資源稟賦、發展階段特征等基本上不可選擇的因素，還有可塑性強的制度機制因素，后者存在的缺陷對于霧霾等環境問題的產生難辭其咎。”賈康表示，煤、電、油等的價格形成機制以及能源耗用相關的制度安排存在明顯問題，形成了資源粗放利用的不良傳導鏈條。在“從煤到電”（又會傳導到眾多產品）的產業鏈上，一直存在嚴重的比價關系和價格形成機制扭曲，助長了粗放浪費乃至揮霍、與節能降耗背道而馳的增長模式和消費習慣。

　　這些年來，政府在節能降耗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以行政手段為主的選擇式“關停并轉”，操作空間有限，僅適合為數不多的大型企業；以法規劃定準入技術標準的“正面清單”方式，理論上適用于中小企業，但難免產生防不勝防的“人情因素”和設租尋租，出現種種扭曲和不公，難以達到理想效果。

　　賈康認為：“真正可靠、效果無疑的治理方式，是通過深化改革形成以經濟手段為主的長效機制。通過經濟杠桿，讓市場充分發揮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這種杠桿調節一是全面的，即產業鏈上全覆蓋；二是內生的，即生產者、消費者從自身利益出發產生節能降耗的動力；三是長效的，即是可持續、可預期的。”

　　“所以，徹底解決霧霾問題，必須抓住可塑、可選擇的機制與制度安排問題不放。有必要從資源稅等改革切入，推動煤、電價格和相關產業部門系統化改革，進而推動完善地方稅體系和稅收制度的新一輪稅、價、財聯動改革。”賈康表示，這一問題其實過去已被廣泛關注和討論，還亟須在聯動改革上形成“路線圖”、“時間表”和可行性方案設計。

　　大力發展清潔能源

　　“治理霧霾的關鍵措施之一是削減化石能源用量，重用清潔能源。”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原副所長孫建方表示，由于跨區輸電通道建設滯后，一方面西部地區清潔能源大量棄用，另一方面霧霾嚴重的京津冀、長三角地區，火電裝機仍然在增長。因此，孫建方建議，大力發展特高壓輸電技術，將西部地區的風電、水電大量輸往中東部地區，盡可能減少電煤消耗。

　　全國政協委員、濟南市政協副主席趙家軍認為，我國應該構建全球能源互聯網，以解決當今氣候與污染問題。一是將特高壓電網發展規劃目標和重要項目納入國家能源規劃、電力發展規劃等國家規劃。二是研究出臺全球能源互聯、特高壓輸電技術和裝備輸出等方面的政策，進一步推動特高壓、智能電網、清潔能源等相關技術創新、標準制定等工作，開展跨國輸電研究和實踐，儲備相關技術，為全球能源互聯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從歐美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發展核電在優化能源結構、改善環境質量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治理霧霾的重要途徑。”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廣核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賀禹介紹說，“截至２０１４年年底，我國大陸在運核電機組２２臺，僅占全國電力總裝機容量１．５％。”他建議，“十三五”期間，國家應從戰略層面進一步明確核電在優化能源結構中的支柱地位，將核電作為替代化石能源的重要選擇，規模化發展，使其在電力供應中占據相當的比例，才能有效支撐到２０３０年非化石能源消費占比提高到２０％這一目標。

來源：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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