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1月1日起，《餐飲業經營管理辦法試行》正式實施，其中明確規定“禁止餐飲經營者設置最低消費”，否則最高可處3萬元的罰款。但據記者在上海、北京等多個城市的暗訪，“最低消費的禁止令”未必落到了實處。有的名義上取消了最低消費，但包間服務要收取10%到15%不等的服務費；有的包間則要求點包間套餐；而有的餐館索性直說“還沒有接到通知”，繼續搞最低消費。
去年年底，北京市工商局認定禁止自帶酒水、包間最低消費等6種情形，是餐館行業的不公平格式條款；今年年初，最高法公開認定餐館的“禁止自帶酒水”、“包間設置最低消費”等規定，屬霸王條款，違法且無效。特別是這次，商務部和發改委聯合頒布的《餐飲業經營管理辦法試行》，更是對最低消費實施嚴格的行政禁止。
其實，小小一個“包房最低消費”背后是一個契約自由、政府治理的大話題。一方面，要“相信市場的力量”，行政監管、司法監督不能完全吞沒民事行為的意思自治，要避免重走過度干預市場的老路；另一方面，契約自由不等于契約正義，也不能放任商家打著“契約自由”的旗號損害消費者利益，該管的霸王條款還是要管。
此前，對于餐館“最低消費”“開瓶費”等，法律界的意見并不統一。比如，2008年北京海淀法院曾判決：在餐飲經營者已經及時全面履行了告知義務后，消費者仍選擇在包間就餐，應視為雙方已達成合意，最低消費的設定是合法的。大致可以認為，以往法院的主流觀點是：只要事先提示有最低消費、開瓶費的，就被認為是當事人之間達成合意，可認為合同合法。
但現在，游戲規則正在改變。
餐飲企業要接受目前的“新常態”，餐飲企業不能再按“老皇歷”辦事，國家嚴控公款消費、社會層面提倡抵制奢靡之風都是不爭的事實，這是不以餐飲企業老板的意志為轉移的。高檔餐飲企業現在能做的還是轉型，從嚴重依賴公款消費、奢侈型消費，轉向挖掘潛在的正當消費需求；從強制的“最低消費”“開瓶費”等服務門檻，到粘合消費者在餐館里自覺消費。
制度經濟學告訴我們，人們都是在制度的約束之下做出經濟行為的，既然目前“最低消費禁令”成為一項硬的制度約束，而且也勢必成為今后工商、商務部門執法的重點，那么餐飲企業肯定要接受這一制度約束，從而改變自己的經濟行為。
從更廣的層面上說，這一禁令將打破現有市場均衡，很可能就是將原本定位“高檔”的餐飲企業“拉下馬”，從而在另一種層面上形成新的均衡。作為普通消費者將是這次“最低消費禁令”的受益者，將以更低的門檻享受餐飲服務；當然也不能排除另一種可能——高檔餐飲在將來出現供給不足。
來源：新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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