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法制保障

　　業界專家指出，《環境保護法》修改后，更加適應我國現階段的環境保護、治理污染形勢，對企業的違法成本、環境公益訴訟主體做出了更為細致詳盡的闡述，《環境保護法》功能的強化使得環保的法制環境以及法制框架更為完善，在對排污企業進行約束方面有了更強有力的法制保障。

　　4月24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通過了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在隨后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鷹回提問時表示，本次修改對環保的一些基本制度做出了規定，比如環境規劃、環境標準、環境監測、環境經濟政策等，這是針對我國現在嚴峻的環境現實進行的一項重大制度建設。

　　業界專家指出，《環境保護法》修改后，更加適應我國現階段的環境保護、治理污染形勢，對企業的違法成本、環境公益訴訟主體做出了更為細致詳盡的闡述，《環境保護法》功能的強化使得環保的法制環境以及法制框架更為完善，在對排污企業進行約束方面有了更強有力的法制保障。

　　盡管我國經濟實現了多年的高速增長，但是也付出了沉重的環境污染、資源過度消耗的代價，經濟發展的環保約束越來越嚴重。去年以來，我國多個城市遭遇了長時間的霧霾天氣，給老百姓的健康帶來了隱患，治理環境污染的呼聲再度高漲。在經濟增長中要充分考慮到環境的承受能力，同時打破地方政府唯GDP論英雄而忽視環保的做法觀念，就必須依靠法律的強制性來推進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這也是修訂《環境保護法》的根本初衷。

　　近年來，政府部門對環境保護愈發重視。2013年10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要求加強環保管理，強化排放標準和總量控制倒逼機制，加大對違法企業和違規項目執法力度。環保部等部門在2012年印發了《重點區域大氣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雖然我國環境保護早已進入法制化軌道，但是許多地區的環境污染持續加重，這與污染環境違法成本過低不無關系，一些超出排污指標的企業得不到約束。一些專家認為，當前環保形勢非常嚴峻，然而在執法時以及司法判決、提起公益訴訟時卻非常困難，障礙重重。因此，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對企業的違法行為加大了懲罰力度，同時強化了環保部門的執法能力。

　　信春鷹指出，修改后的《環境保護法》根據公眾意見，規定了環境公益訴訟，針對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問題，又設計了按日計罰。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李愛君認為，加大對環境違法企業的懲罰力度，既節約監管成本，又增加違法成本，因為對他們而言經濟懲罰是最大的威懾。

　　相對于行政處罰，企業環境違法后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約束力更強。同時，一直以來許多地區對環保效果好的企業實施財政獎勵和補貼，近些年這一激勵作用開始弱化。要激勵企業開發和引進先進的節能減排技術，一方面要把強化法治作為治理污染的手段。另一方面還需要運用市場機制，推動環保以及節能減排。《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也提出，發展環保市場，推行節能量、碳排放權、排污權、水權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會資本投入生態環境保護的市場化機制。

　　在此方面許多地區早已開始試水。一些銀行積極踐行“綠色銀行”理念，把環保要求作為企業放貸的標準之一。近些年，山東、浙江等地排污權交易的開展，被視為促進節能減排的有效手段。目前浙江嘉興、山東萊蕪都已經掛牌成立了排污權交易中心，對污染物排放實行總量控制，倒逼污染企業提高減排技術，而減排效果好的企業還可以把手中的排放指標通過交易中心賣出，如此企業減排就成為市場化的自覺行為。

　　運用市場機制推動環保在修訂后的《環境保護法》中亦有體現，增加了國家鼓勵投保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條款。對此，環境保護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別濤表示，這一規定是新增加的措施，《環境保護法》的修改特別注重經濟政策和市場手段的結合。2013年初，環保部和保監會開始推動環境污染強制責任保險試點。下一步環保部將繼續會同保監會推進環境責任保險。今后的主要工作是，一是要鑒別、篩選高風險的企業，拿出相應名單；二是逐步完善風險企業環境風險評估的規范、方法、指標；三是推動地方環保部門、保監機構、保險公司、保險中介公司攜手推進。推行環境保險制度，最終目的就是要有利于控制環境風險，發生環境風險損害之后，通過保險機制，合理分散環境風險，讓環境得到改善，使受害人得到及時的補償。

來源：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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