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恢復慢于生產并非政策“不給力”

　　最近，有國外媒體報道，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沖擊，西方國家投入數千億美元，通過給個人“發紅包”來維持居民收入，進而帶動消費。而中國政府主要通過“廉價信貸”等方式支持企業復工復產，導致了產出增長有所復蘇，但私人消費需求落后。

　　這種觀點似是而非，一葉障目、以偏概全。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給各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為此，各國政府采取了相應的應對舉措。不過，一些西方媒體在觀察和報道“中國方案”時，存在明顯的偏見與誤讀，這既不符合現實，也缺乏常識。

　　給個人“發紅包”，這并非西方國家的獨創。今年2月份以來，為確保困難群眾基本生活保障不受疫情影響，中國政府已經適度增加了中央財政的資金規模，提前預撥部分經費發放給困難群眾，并明確未來保障困難群眾生活的資金進一步向疫情困難地區、保障任務重的地區以及財政比較困難的重點地區傾斜。又比如，中國31個省份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均啟動了價格補貼聯動機制，累計為困難群眾發放價格臨時補貼上百億元；一些有條件的地方還增發了一次性補貼，緩解物價上漲對困難群眾基本生活的影響。

　　遺憾的是，一些西方媒體對中國政府的這些“真金白銀”投入選擇了視而不見，反而一味鼓吹西方國家的“發紅包”舉措。殊不知，在疫情防控的特殊階段，“發紅包”也不可任性。

　　今年三四月份，有國家無視國內疫情嚴峻形勢，采取“直升機撒錢”的方式鼓勵民眾擴大消費，引發更大規模的人群聚集，增加了病毒傳染擴散風險。我國許多城市也發放了旨在刺激消費的“消費券”，但這些政策是在本土疫情防控取得決定性成果的背景下出臺的。此時刺激消費，有利于激發廣大群眾的消費熱情，提振市場信心，也能使廣大市場主體從中受益。

　　需要注意的是，供給和需求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如果只強調擴大消費需求，忽視對供給側的幫扶，顯然違背了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試想，如果沒有生產部門的復工復產，如何有就業崗位的增加、收入的增長，又何來消費需求的擴大？

　　我國復工復產的實踐充分印證了這一點。今年2月份，受企業停工停產影響，我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6.2%，創下近年來的高點，與之對應，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創下了新低。不過，隨著復工復產的持續推進，企業用工需求增加，就業形勢持續向好，為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費提質擴容提供了可靠保障。二季度以來，盡管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仍然下降，但降幅持續收窄，消費升級類商品實現較快增長，汽車類商品增速達到兩位數。

　　可見，中國政府加大對市場主體的幫扶力度，不僅幫助企業渡過難關，更能帶動就業、增加收入、擴大消費。相比之下，西方某些國家在生產端仍遭受疫情沖擊的背景下，純粹撒錢刺激消費，雖然可以催生部分需求，卻無法創造更多新供給，效果很難持續。

　　我國供給端的恢復快于需求端，是遵循經濟規律和疫情防控需要的體現。在疫情防控期間，供給側只是被迫按下“暫停鍵”。隨著疫情防控取得決定性成果，廣大市場主體復工復產意愿強烈，加上我國政府幫扶政策得力，生產很快“重啟”。但從需求角度看，消費萎縮主要由于社交活動受到約束。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背景下，一些聚集性消費仍受約束，廣大群眾做好個人防護的意識增強，這就決定了消費需求不可能出現“井噴”或“報復性”增長。

　　當然，中國政府確實加大了對生產部門的幫扶力度，只是這種幫扶并非有的西方媒體所說的簡單采取“廉價信貸”的方式。

　　在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中，中國政府加大了逆周期調節力度，出臺一系列幫扶措施。例如，加大減稅降費力度；創新直達實體經濟的貨幣政策工具，推動金融系統向企業合理讓利；對中小微企業貸款實施臨時性延期還本付息、新增優惠利率貸款。這些政策舉措既關照當前，又著眼長遠，將為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更有力的保障。相比之下，某西方國家政府為促進企業復工復產，早已不顧疫情的影響，用上了“廉價”到超常規的寬松政策，損人而不利己。

　　當前，我國經濟形勢仍然復雜嚴峻，風險和挑戰不少。面對復雜局面，我們要堅定貫徹落實中央各項決策部署，繼續幫助企業紓困解難，并堅定實施擴大內需的基本戰略，促進生產需求循環暢通，努力推動經濟回歸正常軌道，打造新發展格局。（記者 林火燦）

　　轉自：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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