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1月，中央企業實現營業收入21.8萬億元，同比增長9.5%；實現利潤1.2萬億元，同比增長7.5%。而2013年11月份WIND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前三季度，有57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出現虧損，共計虧損197億元，而2012年同期66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共計虧損299億元。
雖然2013年央企實現減虧成了板上釘釘的事情，但仍不能忽視虧損帶來的影響。這些虧損央企的日子并不好過，一些上市央企面臨可能被停牌摘牌的命運。而這些央企存在虧損，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由于產能過剩。
自1996年來，中央政府先后推出一系列以淘汰落后產能為目標的宏觀調控措施。特別是剛過去的幾年，先是制定了淘汰落后產能企業目錄，接著干脆把80%的現有鋼鐵產能納入考核“黑白名單”，企圖通過劃分“誰是好孩子，誰是壞孩子”的嚴格篩查方式來決定已有鋼鐵企業的“去留”，2013年10月份更是提出“壓縮鋼鐵產能總量8000萬噸以上”的具體化目標。
然而，幾番調控下來，產能過剩問題好像愈演愈烈。中鋼協公布的調研數據顯示，2006—2012年的7年間累計減少的粗鋼產能為7600萬噸，但在這期間國內累計新增的粗鋼產量產能達到4.4億噸。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相比已經淘汰掉的產能，近年新增的產能是已淘汰掉產能的近六倍。越虧損越生產，越治理產能越增加，為何中國的去產能化之路會陷入如此的怪圈呢？
這足以說明以往過重依賴行政手段去產能化的做法需要好好反思。“減法式”去產能化的手段無非就是兩條：一是嚴格限制新項目上馬；二是制定淘汰落后產能目錄。然而，在“做大GDP、做大政績”的激勵機制下，地方政府對付過剩產能治理的法寶就是想方設法把自己管轄下的企業規模做大。一是作國有企業的隱性擔保人讓企業獲得低成本的融資，或者干脆給予這些企業各種形式的財政補貼，幫助企業拓展規模；二是強拉郎配或者直接“國進民退”，讓轄區內的企業兼并重組，先把這些企業做到“大而不能倒”再說。
這樣造成的結果就是過剩行業的企業不去琢磨如何產業升級，而是花更多的精力去琢磨如何把規模做大，即使把自己做成了“僵尸企業”也在所不辭，因為只有規模做大了才不會被淘汰，才能先活下來。
如此一來，做“減法”去產能化就會有兩個大阻礙：一是企業自己不愿意；二是地方政府不愿意。本來去產能化是市場自己的事情，是靠優勝劣汰來自主完成的，但是中間插入一個地方政府就演化成了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博弈問題，就增加了去產能化的不確定性。國際經驗也表明，對過剩產能的行政性壓縮，一般并不會取得實質性效果，調整產能過剩或不足的最根本最有效手段還是市場力量，那就是通過優勝劣汰，通過企業自愿基礎上的重組兼并，讓有競爭力的新企業“進得來”，同時讓落后的缺乏競爭力的企業“出得去”。
要讓有競爭力的新企業“進得來”，就要求政府在去產能化的過程中不僅要會做“減法”，更要學會做“加法”，因為對于嚴重產能過剩行業而言，產業競爭力的提升與結構轉型才是化解和調整過剩產能的最重要方式。以鋼鐵行業為例，雖然中國早已是世界鋼產量第一大國粗鋼產量約占世界的50%，但特種鋼材卻嚴重依賴進口每年進口量超過1000萬噸。在出口方面，2013年我國鋼材出口大約在6000萬噸左右，占全年鋼鐵產量的比例還不足8%，占世界鋼鐵貿易額的比例還不足15%。也就是說，我國鋼鐵行業產能過剩嚴重，根子還是出在鋼鐵產品結構不合理，產品競爭力不強上。
在產能過剩時，任何企業都希望淘汰別人而讓自己留下以便“熬過”暫時的苦日子，這時候如果政府沖出來阻止新進入者并淘汰小規模經營者，就會堅定大企業繼續擴大規模占領市場的決心，而不是把精力用在產品的創新上。因此，當前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而不是政府沖到前面去當裁判，去自告奮勇地決定淘汰誰或不淘汰誰。（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學教授）
來源：中國企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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